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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确实有一些简化论者的说明没能够恰当处理文化相关因素间复杂的交互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天生就是简化论者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鉴于字数有限，我在此并不赘述。请参考瑞格比（Rigby；1998），他有一个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未必是简化论者，他们回避简化论的时候就会树立起多元主义的大旗，这使其极易与多元的社会学相混淆。事实上——简化论者也做过一些“政治的/经济的”的说明——本质上并不是反对“政治的/经济的”分析。基于设置限制和施加压力这种非简化论意义上，而不是在致使某些事件必然发生的外部力量或势力的意义上，在这里引入决定论概念是必要的［参见威廉斯（Williams；1997：8389），对此区别的说明］。
一个妥善的分析是将文化中的经济决定过程和其他的过程与压力并列考虑，并思考它们是如何互动的。在考察一个文化瞬间、现象或进程的时候应该着重强调的其他因素有：法律和政治领域中制度的作用，特定时间可采用的话语、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及不同人群的信仰、幻想、价值和欲望特性。当然，不是所有这些考虑都能够随时处理好所有的参与力量混杂的复杂状态。哪些要素应该被强调将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目的、我们对于受众角色的认识，或者我们对于历史之某一瞬间的解读（我们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上面来）（Rigby；1998：xiii）。但是这种折中主义并不需要我们放弃对政治的和道德的优先性和关注。比如，瑞格比（Rigby）所注意的“主观目的”也许包括了对为达成社会变迁而设立的特殊的施压点的认同。
方法的多元化并不就意味着要采用相对论者的道德和自由多元主义的政治学模型，借此当今的民主制度被想当然地认为或多或少有效地发挥了功用。在试图解决令人难以置信的抽象术语产生的争论上所花费的时间已经太多了。我们应该放弃关于“马克思到底想说什么”的转弯抹角的争论，也应该停止讨论马克思是否被误读了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思考各种决定因素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以便了解社会变迁为何困难，及其在哪里可能发生这种变迁。许多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的文化研究作家继续强调了多因素做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在最后一个例子中讨论了经济的决定作用（Grossberg；1995）。但是，除了多次援引“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外，在文化研究文献中很难找到关于“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的明确说辞。如果关于经济决定论和经济简化论的争论真的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方法中造成了紧张，那么，一套折中主义47的方法伴之以承认权力结构、不平等和非正义确实存在的激进的社会民主论，为更大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
若能多加强调实用主义的选择，那就不但能涵盖强烈的经济因素决定论，而且还可强调上面所说的其他因素。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解释文化产业的变迁与延续上，这将是第三章中至关重要的方面。
在本章中，按照导论中所界定的问题，我已经集中识别了与文化产业研究相关的主要方法的成就，并指出了其缺陷。我也试图超越那种把媒介和流行文化研究领域截然划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文化研究的方法的观点。我此处的目的是提出一个全面的策略，它可以被描述成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个特殊的类型，这个类型是由文化实证社会学、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特定方面结合而成的。本书下两章将重点讨论：如何调动这个全面的方法去提出一个框架，从而对文化产业的变化与延续进行评估和解释。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拓展阅读
由于本章评论了许多与文化产业最相关的文献，我在此只想有限地概括一下。
1媒介、传播学和流行文化书籍卡伦（Curran；1996；2000）著作中的某些章节在其所在领域非常值得关注，他综合了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研究和文化社会学的种种方法，也注意到了引入文化研究。麦奎尔（McQuail，2000）以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的观点对大众传播进行了总括。马特拉特（Mattelart）及其《传播学理论》（Theoriesofmunication，1998）一书狠狠地羞辱了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即AngloAmerican，指的是祖籍英国的美国人。——译者注著作的狭隘。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对理论没什么兴趣，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公共行动主义（publicactivism）；但是丹·席勒（DanSchiller）的《理论传播学》（Theorizingmunication，1997）一书则以一种新鲜且独特的方式讲48述了传播学研究发展的故事。此外，我认为最好的教科书是克罗迪奥和霍尼斯（Croteau&Hoynes；1997）所写的书。
2专门研究方法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最好的总结性著作是文森特·莫斯科杰出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munication；1995），虽然他对学术家谱的追溯有时候可能太过详细了，但是他很好地论述了主流正统经济学的缺陷，就像伽纳姆（Garnham；2000）所做的那样。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媒介和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综述，开始是1974年的一篇小文章（Murdock&Golding；1974），随后是1977年对变迁中的传播学领域的概括（Murdock&Golding；1977）。1991年，他们的后期文章得以结集出版，此书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Murdock&Golding；2000）。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所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上述五篇文章得以描述。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总结是尼克·库卓（NickCouldry）的《文化内情》（InsideCulture，2000b），该文章是从国际范围来考虑的。在众多的文选中，丢润（During；1993）的作品是最突出的。莫雷和陈（Morley&Chen；1996）对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的作品进行了有趣的评论，并且将这些评论结集成为有价值的文选。
《文化产业》 第二部分 文化产业评估
第二章
本章的目的是为后面评估（assess）文化产业中的变49迁与延续提供一个框架。“评估”这个概念有两个要素。第一，它包括了对变化的衡量（measuring）。但是我们能用什么样的准绳来衡量变迁呢？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展示了一张显示20世纪后叶文化产业之特征的特大地图。然后，本书的其他部分进行发问：这张地图所显示的景象是怎样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转型的呢？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这些变化（我在导论最开始时列举了一些）是否代表了此领域最根本的变革？或者仅仅是一些表面的变化？评估的第二个要素是对变化进行评价（evaluating）。在本章第二部分，我概括出了一个框架。
《文化产业》 第二部分 从资助到市场，再到文化产业
在本书讨论文化产业变迁的面貌之前，有必要了解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1981：3856）对文化制度50历史的创作的分析。威廉斯聚焦于文化生产发展的三个时代（era），并以符号创作者及其与更广的社会的关系来为每一个形态命名的。
资助（Patronage）：该术语涉及自中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结束，流行于西方的多种体系。例如诗人、画家、音乐家等，会受到贵族的资助、保护和支持。这种体系直到19世纪早期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今天也还有一丝存留。
专业市场（marketprofessional）：从19世纪初以来，“艺术作品”逐渐开始供出售了，还有一些作品因为有人想要拥有而被买走。换句话说，符号创作行为逐渐被作为市场组织起来。在这个系统下，越来越多的作品不是直接销售给公众，而是间接地通过中介得以出售：或者通过发行人，如书商；或者通过“生产中介”（Williams；1981：45），如出版商。这导致了文化生产中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工业国家中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增加，发行中介和生产中介更加高度资本化。成功的符号创作者获得了“独立的职业地位”（Williams；1981：48），获得的缴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专业公司（corporateprofessional）：最后，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急剧扩充，出现了威廉斯所谓的“专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