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甏闹鞲枋怠�
戈尔丁和莫多克主张“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具体活动来分析意义被制造和再造的方式，对于我们此处提出的研究视角……非常重要”（Golding&Murdock；2000：74）。但是这似乎也暴露出他们对此没有研究的事实。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最根本的假设是，文化产业所生产出的大部分文本都是保守的、墨守成规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列举系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的确，假设很少能被解释清楚。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文化研究的方法
研究文化的方法就像一条奔腾的河，一边是刚刚讨论过的知识分子的方法和政治的方法，对岸就是文化研究的方法。文化研究有很多分歧和断裂之处，但是其核心却是通过考虑文化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来试图对文化进行考察和反思。以上所讨论的许多方法都对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反过来，一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极力否定以上那些方法，包括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激进的媒介社会学的方法。
然而，在其最佳状态下，文化研究的方法的确能够提供得更多，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意义和文化价值，并弥补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的缺陷。那么在这一方面，文化研究最主要的成就是什么呢？首先，文化研究必须认真对待普通的、日常的39文化。这意味着用等级的方法去理解文化受到了质疑，质疑出现在公共论争中，更多的出现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既定规则中。文化研究反对过度重视神圣的、“高等文化”的文本，但是它也没有不加批判地“赞美”大众文化。尽管此领域也的确有一些学者偶尔堕入所谓的“非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McGuigan；1992）中去。
它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广泛地思考文化中存在的相互作用着的不同要素，而不是提前决定要分析哪一部分和不分析哪一部分。当然，这一更广泛的文化概念也有其国际维度。由于文化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国际化了，出身于欧美这一世界中心地带之外的作家们，包括流浪的犹太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伊德（EdwardSaid；1994）和盖娅特里·斯匹瓦克（GayatriSpivak；1988），为我们开启了用不同方式思考文化的空间，它注意到了文化是殖民主义下的复杂产物。
以前，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经常对大众文化和非西方文化持轻视态度；如今，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了改进，不失为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文化研究的最佳成果是完成了对一个比其他文化理论更为广泛的关于文化体验的深入严肃的思考。此外，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也有这类民主化的概念，但是文化研究能够更全面地处理与象征性权力有关的问题。第二，对“文化”这个难以理解的术语，文化研究作了精准的提炼。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在这个空间里有许多不同的影响因素相互交织并产生冲突。
它有力地批评了单一文化论，后者认为特殊地区和特殊人群“共享一种单一文化”（Hall；1994：323），文化是有界限且固定不变的。而且，欧美大都市中心以外的学者们，以及来自早期欧美殖民地的移民学者，在发展对文化的重要论述上做了许多工作。对传统思考方式的挑战在以下方面有重要的暗示作用：通过对文化概念的更丰富的理解，文化研究极大地提升了对文本的政治学思考。政治经济学的著述家及他们在媒介研究和激进的媒介社会学领域的同盟者，一直非常关注文化产业生产的文本究竟为谁的40利益服务的问题。但是文化研究将利益概念扩展到超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之外，有力地进入到认知和认同的政治问题。如此一来，便能指出这些看似纯真的文本，是如何（进一步）排斥并边缘化了相对弱势的群体了。
第三，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如“谁说话？”、谁有权对文化发表意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也以同样的活力适用于那些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异性恋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等的人，同时也适用于那些保护这些主义的人。那些文化研究的佳作中还有对文化权威的持续不断的探究。例如在文化研究中工作的人类学家细察到了传统民族学家肤浅的客观性，即后者实际上是站在一个相对具有特权的位置上来观察“原始”人群的土著文化（Clifford；1988）。从某些方面讲，这回应了过去30多年来社会思潮“解释性转变”中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质疑。
即使是从最为不济的角度考虑，它也涉及了天真的建构主义，并且怀疑是否任何人都有权对任何社会弱势群体指手画脚。但是新兴的学科，如黑人研究、同性恋者研究、女性研究等，不但将新观点带入了文化研究之中，并且提出了一些严肃而重要的政治问题，如从一个特殊的主体角度（说话、白人、在私立学校受教育、男性）如何看待他人的文化实践。第四，文化研究将与文化相关的文本性、主体性、认同、话语和愉悦等问题放到显著位置。
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化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认同政治尤其是阶级、性别、种族和性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这并不表示说“品位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文化实证社会学倾向于采用此种说法）。文化研究探讨美学价值体系如何提升文化权力的复杂方法。在一种文化中能够听到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被边缘化了？谁的（哪种形式的）愉悦得到支持？谁的（哪种形式的）愉悦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腐朽的、甚至危险的？这些都是关于话语的问题——与意义和文本在社会中传播的方式有关。他们也关注主体性、认同，以及使我们显露出本性的非理性的以及无意识的过程。
以上讨论的那些研究文化产业的方法对这些问题都不予考虑，但是文化研究学者却以极大的热情积极调查这些问题，他们指出，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所消费着的文化形式常常遭到抛弃和斥骂。在这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对肥皂剧（Geraghty；1991）和女性杂志（Hermes；1995）的研究极其重要。
本标41题下还有一个注意事项。一些重要的文化研究工作曾经致力于实证研究，如研究电视观众群体如何与电视进行互动。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不少对于此类研究的评论，但实际上此类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经常被讨论的是昂格和莫雷（Ang；1985；Morley；1986）］。在近些年对该领域几乎没什么研究［格里斯潘（Gillespie；1995）和曼柯卡（Mankekar；1999）是少有的两个例外］。文化研究的这一趋势代替了死抠文化概念和文化认同问题的理论工作。虽然此类工作非常有价值，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文化消费和文化受众的实证研究还远远不够。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超越文化研究……
超越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其他方法
就以上所讨论的而言，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文化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和权力做出了极大贡献。考虑到该方法在质疑现存权力关系上的兴趣，你可以料想，那些认为“社会正义事务不存在问题也不能被改变”的保守主义者必然会对此大肆抨击。但是文化研究也遭到了潜在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联合攻击。对文化研究最强烈的攻击来自于政治经济学和激进的媒介社会学中的左翼分子，那些家伙经常诬陷文化研究是保守主义者的地下同谋。［如吉特林（Gitlin；1998），米勒和费罗（MillerandPhilo；2000），及其他］但是文化研究依然如故，而这些政治左派也把它们作为攻击的靶子。也许是由于对“反对社会不公正”有着不同的理解，激进分子们争论不休，于是媒介和流行文化研究领域便分崩离析成两个阵营：政治经济学阵营和文化研究阵营。
这个观点不仅重复出现在已出版的书籍和已发表的文章中，还无休止地在研讨室、会议厅等处被提及，都认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就像x轴与y轴一样背道而驰”。甚至当一些作家声明要从这种纷争中逃脱出来时，他们却又随之从其中一个阵营所认同的阵地继续攻讦对方多么讽刺可笑。
因此，迷思得以延续（Grossberg；1995）。但是，“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媒介与流行文化来说都不是精确而有效的方法。它将本章所讨论的众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