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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汇管下,外资到中国做生意,会遇上数之不尽的麻烦。要开个人民币银行户口,手续之复杂令人难以置信。要兑换人民币,老外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以官价兑换容易,但要以官价换回外币则有限制,也需要文件证明。
就是外资可自由用官价买卖人民币,一旦政府宣布贬值岂不是中了计?
诸如此类的例子多的是,而这些加起来对外资进口的意图是有很大的不良影响的。取消所有汇管,外资进口对人民币的需求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而这增加可能足以弥补今天官价及黑市汇率的差额而有余。台湾当年的经验是“有余”很
多的。
见到人民币的灰、黑市汇率低于官价,就认为若取消汇管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是浅见。经济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局部看。我们不能单看人民币的黑市低于官价,就认为解除汇管后,人民币的自由汇率会向黑市那方面走。
转到另一个题材上去吧。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你说人民币会贬值还是会升值?我的注码是赌会升值的。
你可能想,开放金融后,美国的大股票经纪行到中国去做生意,向中国的投资者推销美国股票,岂不是会推低人民币?
但想清楚一点,这些举世知名的经纪行,若到中国去开业,有三个使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其一,这行业对商业楼宇的需求甚大,加上其他投资,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不少。其二,老外经纪会迫使中国改良现有的股票制度及可靠性,引
进外地的可取之处。如此一来,外资到中国设厂,大可上市而在外地推销也。其三,中国本身的股票,经老外经纪在外地推销,当如有神助。
解除汇管是开放金融最重要的第一步。金融开放后,外资银行到那里大展拳脚,对人民币的支持就更有力了。目前,中国算不上是真的有商业银行。有实力的投资者可在外地借钱,或以自己的盈余到中国下注。但假若金融开放后外资
银行以外间的资金借给较小的在中国的投资者,以本地的资产抵押,小商人岂不蜂拥而至?
又再转到另一个话题去吧。假若中国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实行自由贸易,你说人民币值会升还是降?经济学高级课本的答案是:很难说!这是有关需求及供应弹性的复杂问题,其数学方程式大约六寸长。但假若中国对美国说:大家
一起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吧!美国怎样回应呢?(世贸之争,是老外认为中国不够开放,而朱老板竟然说中国让步让得太多。)假若美国同意,就中了计。自由贸易,数以亿计的以刻苦耐劳而知名于世的廉价劳动人口,怎可能斗不过老外?
是的,多年以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能力非同小可,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大杀三方应该没有问题。香港的困境是我们的工资、房价、物价等比中国大陆的高出四倍以上,而本领却高不出那么多。
是的,从竞争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本领比香港高得多了。在这大转变的时代中,举世之大,竞争能胜券在握的国家不及一掌之数。高科技的发展,美国无与伦比,此其一也。高档产品价廉物美,日本名列前茅,此其二也。中
档及大众化产品的前途,非中国莫属,此其三也。
既然自己有一技之长,就无需作茧自缚,见自己的币值被黑市炒下去就畏首畏尾。解除汇管,开放金融,大事推行自由贸易,才可以表演一下自己的真功夫!
假若中国能做到上述的“解除”、“开放”、“自由”,我愿意十博一赌人民币会升值。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唯一可使人民币贬值的,是通胀卷土重来。然而,从近代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治通胀的本领很有两手。
北京当局既不应该,也不需要,考虑把人民币贬值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制造能发挥自己竞争潜力的局限条件。
如临大敌
作者:张五常
近来我坐立不安,如临大敌。你道为什么?为考虑《经济解释》应否复出。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用上庞然大计,鸿图伟略,在《香港经济日报》动笔的书,准备用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来一个“沙场秋点兵”,申述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好
叫街上的读者能体会到那所谓“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其实很有趣味,足以令人废寝忘餐的。
殊不知写了十三期,就因故停下来了。当时是答应了读者不久后会继续的。然而,一停下来,就提不起劲再动笔了。其中的苦处本不足为外人道,但略说一下因为自己写作的习惯而引起的困难,也是好的。
在写作上我有两个改不了的习惯。其一是写得比较好的一定要一气呵成。这不是说从早到晚天天不停地写,而是思维不能中断。以中文而论,三万字是我经验上一气呵成的上限。我约略估计过,《经济解释》大约会有三十万字。这是
我经验的上限的十倍。想到这一点,恐惧之情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来。
作学生时写的《佃农理论》,是一气呵成的,最近北京翻译出版,中文大约十三万字。那是我最长的一气呵成之作。当年我三十岁,可以一连多晚不睡,而记忆力之强是知者无不信服的。
我第二个写作习惯,是不起大纲,写到哪里就哪里,写得怎样就怎样,是“随遇而安”的写法了。苏东坡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当然没有苏学士的本领,而就是他自己,文章最长
只几千字。要是东坡居士在一个题材上写十多万字,还能否“初无定质”(没有大纲),倒是一个疑问。
为文要“初无定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章高手的经验之谈。我不是认为自己可与苏东坡相比而试行“初无定质”的。我是因为自己的脾性而逼那样做。是的,作学生时学写论文,大学有专为写论文而设的课程,而我自己的几位
教授导师,不秘技自珍,把写论文的程序说得很清楚。怎样起大纲、分章分节、分段分句;怎样起引言、作结论;参考资料要用咭纸怎样整理,一盒一盒的……
这一切我全都学过,也尝试过。问题是动起笔来却是另一回事!可不是吗?一动笔,第一段还没有写好,思想就变得天马行空,云游去也。跟是写一句,联想到下一句;写一段,联想到下一段;写一节,联想到下一节;写一章,联想
到下一章。这种写法是不可能按预先定下来的大纲而写的。
至于什么参考索引、下注脚等学术文章必用的规格,我的秘方是“事后孔明”。那是说,先把文章写完,写时不管其他学者怎样说,文成之后才“礼貌”地补加一些注脚参考,依照行规加以粉饰。有时是近于胡乱地补加一些,但大多
时行内的朋友读文稿,我要求他们的“指正”是提供说过有关或类似的话的其他文章。若先拜读他人之作,有了约束,思想就不容易天马行空了。
有了如上的两个写作习惯,要一口气地写一本印制起来大约是五百页的《经济解释》,怎会不觉得是如临大敌?“未虑胜,先虑败”这句格言用不,因为“虑败”就没有理由动笔了——这个年纪,东山复出而还能写出一本经济“巨”
着,机会是近于零的。从乐观那方面看,今天若要完成《经济解释》,困难是体力而不是智力那方面。这不是说我的智力还没有江河日下,而是这本书是回顾平生所学,不求创新。
有一点在经济学行内似乎没有人提及过,但很重要,而这点是近来我慎重考虑《经济解释》复出的主要原因。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大致上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搞理论性(Theoretical)的,其二是搞验证性(Empirical)的。年
青时——《佃农理论》之后——好些行内朋友,尤其是Harry Johnson,认为我的优势是走理论的路。但当时遇到高斯,很谈得来,受到他的感染我就走上验证的路了。
搞理论主要是讲天分——想出来的理论能否经得起事实的验证是另一回事。搞理论,文章可以多写,虽然一般而言大部分是废物。但“理论家”有一个好处:他们到了五十多岁就江郎才尽,到退休时没有什么高见是还没有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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