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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是交易成本问题，直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更容易处理。最后，交易成本分析中，一些最近的进展，要求把注意大放到体现在不诚实、欺骗、逃避责任和机
会主义行为里的成本上。可是这些都是不明确的术语，不论它们描过的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发现的。就我们能够确定的鼓励不诚实特殊交易成本的程度而言，这种模糊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了。最终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越来越不诚实”或“越来越是机会主义的”？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可以从几个参与者扩展到“政府”或甚至国家本身。在较低层次上，共管单位的所有者们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细则的统治形式，他们选举委员会来实施共同关心的事物，决策由多数票决定。投票
选举的交易成本比一定条件下的利用价格和美元的选举的交易成本小，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授权给一个“独裁的”经理，从而进一步削减投票成本。同样，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合并为一个城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建立制定
法规的委员会，雇佣消防人员和警察，并决定其他公共事宜。
私人产权具有一种独有的优点，允许个人财产的所有制可以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采用具有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有力制约。确实，由多数票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可能会丧失不参加一个城市社团的选择
（不像一个工人，在自由企业经济里，总是可以选择不加入一个“厂商”）。但在具有私人产权的社会中，多数票原则的目的，在于削减交易成本。不愿意的居民通过行使他自己的判断力，可以卖掉他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一个想征募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参加他的组织的企业家或代理商，在竞争下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只有他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这一点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冒着失去
他的工作的风险，资源所有者为了在竞争中加入组织，会更尽力把业务经营得更好。
当一个组织扩展到包括整个国家时，不参加组织的选择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会受到限制。如果国籍由出生所决定，则不加入该国籍的选择就受到限制，国家之间吸收成员的竞争，肯定要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这种成本削
减机制的缺乏在共产主义国家更为显著。在那里，公民没有在国家内部选择组织的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同志们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国家极其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
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
乱的替代。
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要比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高，因为前者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没有组织间吸收成员的竞争和引导成员好好工作的竞争。
如果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为零，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就会和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一样：消费者的偏好可以不花成本地表现出来；拍卖商和监督者可以免费提供所有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服务；工人和其他生产要素可以没有
成本地被指挥着按照消费者的偏好进行最佳的生产；每个消费者都能得到符合自己偏好的商品和服务；每个工人得到的总收入，按照任何一些无需成本、大家同意的标准，无需成本地由公断人决定并等于他的边际生产率加上除劳动以外的
一切其他资源的租金的份额。然而这样一种理想的情形显然还不存在。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实绩，根源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高。在约束最大化的假定下，共产主义国家生存的原因与任何“低效率”组织生存的原因一样：即，改变组织（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以致不可能
改变。这种成本包括得到有关其他制度运行信息的成本，使用劝告或强制的力量改变特权集团的地位的成本。这些特权集团的收入，在别的经济组织形式中，也许要比在现行的制度中要低。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
作者：张五常
1999。12。16
（四之一）
还有十多天我们就踏进千禧的最后日子。好些刊物、传媒找我访问，要看一下我根本没有的水晶球怎样说。我不胜其烦，就决定下笔写一些自己对千年回顾的感受。
千禧之庆究竟是今年末还是明年末，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为此作了考查，得到的答案是今年末，因为耶稣诞生是从零开始的。是的，再过十多天，我们就踏进二十一世纪。
拿起笔，想到毛润之的词，我就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惊回首，感慨话千年！》这个名目。老毛可不简单。我只借用他三个字，文采就溢于纸上。
作为炎黄子孙，我要写的回顾当然是从神州大地那方面看。没有读书三十年，而手头又没有历史书籍，要“话千年”不容易。可幸三十多年前我读书博而杂，为了过瘾古今中外无所不涉，且过目不忘（其实细节忘却了不少）。经过漫
长的日子在脑中消化，对历史免不了有自己的观点。且让我凭记忆中的消化所得说一些吧。
一千年前，中国是北宋（九六○——一一二七）时代，很了不起。当时美国有的是“红番文化”，与我们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差不多水平。欧洲呢？一千年前是那所谓“黑暗时代”，文艺复兴还要等四百年。那是说，一千年前，
中国的文化与经济，高出欧西不可以道里计。
北宋的陶瓷艺术，无与伦比。论画，我们只要看范宽的《溪山行旅》就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米南宫的行书与黄山谷的狂草，就是今天也算是一级的抽象艺术。苏东坡与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光芒不可方物；到了南宋（一一二七——一
二七九），辛弃疾也非同小可。是的，八百年前，中国雄视天下。
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来了一个致命伤。这段时期的困难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视中国文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是毛润之说的。好些中国文化专家认为元代的文化大有可观，但文化的发展不是朝夕
的事，就是急剧倒退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
整体来说，比起宋，元的文化跌得很厉害。马致远算是高手，但怎可与苏学士相提并论？鲜于枢的书法大有可观，但与米芾根本不是同一水平。元代的陶瓷艺术，有青花釉红的始创，但整体却是跌得一塌糊涂。宋代五大名中的钧，起
于唐而达于今，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我喜欢研究钧的演变来作一个大略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文化衡量。是的，钧极精于宋而极劣于元。
话虽如此，元代当时还是胜于欧洲的。马可孛罗（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可能是当时唯一的主要证人。他的“游记”把中国捧到天上去，就是将他说的打个八折也胜来容易。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大约一三五○——一五八○）是同期的。看官要知道，文艺的盛衰永远跟经济的盛衰连带在一起，中外皆然。所以若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以文艺来衡量经
济虽不中亦不远矣。
明代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先“复古”然后创新。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陈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就是其中几个代表人物。此“复兴”与欧洲的
很不相同。明代的有“古”可复——宋代的传统是一个大金矿。另一方面，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没有了不起的传统的。
大名鼎鼎的达文西（一四五五——一五一九）、米开兰基罗（一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