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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政策，香港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与其“国”富，倒不如民富。
所以，如果“内资”或目前的承包机构以市价买地，纵然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政府也应尽可能将一部分资含交还给买地的机构。简单的地税及减低了的所得税的收入，加上一部份的地价收益，肯定会高过目前的左抽右抽所得。这是因
为除地价外，承包者的资产一旦改为私有，生产收入就会激增。
结论
中国的财政困难，若以急功近利的政策或办法来解决，则得不偿失。因为由好大喜功及其他浪费而引起的财政困难，除节约以外，别无良策。中国政府决定不以“搞通胀”的办法来榨取民脂民膏，是正着。但过渡件的财政困难，则上
文所述那种基本的，“节约”也无补于事。
要解决基本的财政困难，我们必须假设中国的制度会继续改进，假设浪费的支出会大幅度减小。如果这些假设不能成立，那么中国迟早也是一穷二白的——“理想”与“绝望”相同，什么解决办法也不用谈了。
但是，如果上述的假设真的成立，而不是甚么神话，那么，最可取的办法就是将土地出售了。是的，中国政府（国家）甚至可以将大量可卖的士地出售。经济越为开放（向“以资产界定权利之路”走得越近），土地的使用范围越大，
越合乎经济原则，投资的人对中国的将来就越有信心，而地价也就越高了。地的市价是以“期望将来”而决定的。
出售土地既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可减少与简化税收，而经济制度的本身又会因为土地可作为“私产”而有一次大的、震动性的改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中国过渡性财政困难的最可行的办法。
从律师行看学券的优越性
作者：张五常
——给曾荫权、杨怀康上一课
2000年7月13日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我见香港的公立学校大有问题，就向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建议改行学券制（Voucher System）。我当时的观点与现在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运作大幅地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教师的薪酬与他们的学问脱了
节，这二者皆因纳税人或学生的家长没有教育的话事权。套用诺贝尔获奖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话：公立教育的供应不需要向顾客交代，而出钱的无权过问。美国的情况，是公立与私立分庭抗礼，后者给予前者很大的压力。另一
方面，纳税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决公立学校的经费。
彭励治同意我的观点，但认为要推行学券制，压力重重，过关的希望甚微。但他还是要我去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机。后来我与两间大有名望的中学的校长提及学券制，他们强烈反对。
学券制这回事，可不是我发明的。首先提出的应该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奖），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这个制度的重点，是以公家的钱推行私立学校，把话事权交回教育顾客那方面去。当然，佛老的首选是废除政
府资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学券制，资助教育就以市场的运作为依归。佛老有先见之明：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被私立的逼得节节败退，转用学券制渐趋时尚。
阿康时来运到。年多来他极力鼓吹学券制，竟然有听音之人。不久前曾财爷荫权也赞成学券制，不知他是听我的，是听佛老的，是听阿康的，还是自己发明的。既然财爷也那样说（而又听说赞成的团体越来越多），有机可乘也。学券
制的好处——把教育的话事权交给纳税的家长——毋庸细说，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气候，众所周知，用不由我来落井下石了。
我要谈的，是阿康与财爷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给他们老老实实的上一课。他们不知道的，是改用学券制之后学校的制度及其运作在结构上会有什么转变。那是说，在自由市场竞争下，学校的结构制度会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学，我跑进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奖）的办公室与他聊天。闲谈中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学的制度与哪一个行业最相近？”一时间我无以为
应。他见难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说：“是律师这个行业，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大律师行的结构制度是如出一辙的。”
一言惊醒梦中人。史德拉和我于是畅谈私立大学与律师行业的大同小异。大学与律师行出售同样的服务：知识及方法。光顾的人通常需求一组专家合并的知识，所以大学以多位教授组合而成机构，而在美国的一家大律师行中，律师数
以百计。一个大学顾客所需求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组合；同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在美国是由几个不同专业的律师组合来处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伙伴（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
（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作伙伴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作资深伙伴（Senior Partner），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
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佛利民和商学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
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要轮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念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
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
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作者：张五常
1999。11。18
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
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Harberger 对我说：“为什幺那幺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