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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还把眼光转向了国外，当得知国外的某所大学招收女生时，就马上前去求学。60年代，在海德堡、柏林、苏黎世的大学里，有不少俄国女子在学习法律、历史、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1867 年，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到俄国当了妇产科医生，并因此而成为俄国第一位女医生。苏斯洛娃的父亲曾是个农奴，但会读会写会算，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从主人那里赎了身，并当上了他的领地总管，后来举家迁居彼得堡。60年代初，苏斯洛娃积极参加了争取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并曾在彼得堡大学和军医学院旁听，获得了初步的专业知识，为她以后的深造创造了条件。出身于将军兼地主家庭的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姐妹也是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她们曾深受虚无主义运动的影响，在60年代末出国求学。姐姐安娜后来同一位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结婚，积极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经常写文章、作演讲，在进行战斗时还当护士。妹妹索菲娅在柏林大学研究数学，成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索菲娅著有微分方程、分析函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著，1889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第一位女通讯院士。
尽管政府对于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感兴趣，右派报刊不断地对妇女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但妇女们终于争得了开办女子高等学校的权利。1872年，一些从国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来的妇女迫使政府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办了一所女子医科学校。当俄国政府为防止在苏黎世读大学的俄国女子与流亡的革命者交往而把她们召回国时，妇女运动活动家又借此机会开办了几所新的女子高等学校。当时妇女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不局限于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有许多年轻女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道路，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
第五章 冲突、竞争和选择中的俄罗斯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90 年代新思潮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的社会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各种文化形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先进的工业组织与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农村、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法制观念、民主自由的要求与专制主义的现实，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同时并存。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经过调整的民粹主义、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纲领和策略趋于激进化的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文学艺术界竞争激烈，除了现实主义外，各种现代主义的风格和流派竞相登台。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时代、动荡不安和酝酿变革的时代、面临新的选择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与革命的俄罗斯
在谈到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传播的早期历史和它对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始自19 世纪40 年代。别林斯基曾经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藏书室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40 年代下半期到60 年代，侨居欧洲的西方派文学评论家巴·伊·安宁科夫、曾参加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的尼·伊·萨宗诺夫、“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亚·亚·谢尔诺一索洛维耶维奇以及巴枯宁等人都曾与马克思建立了个人联系。70年代开始，有更多的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结交了马克思。1870 年初，以吴亭为首的一批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并请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他们坚定的革命性和决心把俄国革命运动纳入欧洲无产阶级运动轨道的志向，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和支持，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随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巴廷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开始成为俄国革命者研究的对象。60 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是最早的俄文版马克思著作。尽管译本还不完善，传入俄国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但它终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标志。70 年代初，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俄文版在国外印行，并被偷运进俄国。1872 年，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沙皇政府的书刊检查官估计这本书的读者不会多，能读懂的人更少，并且确信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直接应用于俄国，因而允许其出版。但第一次印刷发行的3000册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售出了900 册，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的数字了。民粹派分子不仅阅读《资本论》，还在一些宣传性小册子中引用和介绍其观点。后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资本论》已经成为“有教养的人手头必备的书籍”。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立场使他们难以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他们认为，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种种苦难，并将为不确定的未来付出过高的代价；资本主义并非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只要推翻了专制制度，俄国农村公社的共产主义传统就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桥梁。因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俄国的理论，他们只是从表面上肤浅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并且经常把它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他们尊重马克思，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有时还竭力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自己的需要。
《资本论》俄译本在俄国出版后，俄国自由主义刊物《欧洲通报》曾发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它进行攻击的文章。茹科夫斯基以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解释资本和利润的形成，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种具有诡辩形式的乌托邦。为此，民粹派权威理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的文章，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指责。但米海洛夫斯基是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来捍卫马克思的。他认为《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并且证明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对俄国来说是有害的。他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不适用于俄国。他还认为，《资本论》表明作者具有“罕见的逻辑力量和渊博知识”，其理论是严谨、完整的，因而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因如此，对它不能完全“把门敞开”。民意党人列·季霍米罗夫也曾评论说，马克思的著作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具有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在解释俄国的发展时就显得逊色多了；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我们革命进程的公式，他没有预言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纲领；在欧洲，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学者，也是政治领袖；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就缺乏后一个重要方面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季霍米罗夫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民粹派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民粹派世界观的弱点和矛盾，但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与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且特别赞赏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的倾向和发动俄国农民起来斗争的意愿，热情地向他们提供忠告和给予支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尽力帮助俄国革命者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斗争策略。他们对巴枯宁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的批判，对于纠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在马克思的赞同和支持下，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同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等进行论战，指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之处。此后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