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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状况的真实说明”，而经济解放的基础，就是让土地归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归工人联合会所有。为了使人民得到政治解放，首先要彻底摧毁国家，包括其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财政经济的设施；未来的政治组织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人联合会的自由联盟、各族人民的自愿联合。巴枯宁的这些主张很合俄国激进青年的口味，马上被他们接受并成为其主要纲领之一。
1869 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1873 年，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苏黎世出版。这本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立即传入俄国，被民粹派青年视为福音书，尤其是书中的《补充（一）》，更是被他们奉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巴枯宁在《补充（一）》中深入阐述了俄国人民的理想、与之相联系的阴暗面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须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只要革命者到民间去，联合优秀农民，沟通各个村社，就能使农民的零星行动汇合成全俄性的大规模运动。他与拉甫罗夫在策略上的最大不同是，他认为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展开宣传活动、启发群众觉悟，而是要立即举行暴动。此时，民粹派青年中的激进倾向加强，拉甫罗夫较为温和的观点已不能满足他们，巴枯宁派开始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急于干一番事业的俄国青年为巴枯宁的思想和言辞所吸引和激励，1873—1874年，一个声势颇大的“到民间去”运动在俄罗斯出现。民粹派青年们放弃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穿农民的服装，操农民的语言，过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为他们解除病痛，并进而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试图发动他们起来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民粹派分子对贫苦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真心想帮助他们获得解放，但他们的空想不为农民所理解，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实际问题；农民既不信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城里人。民粹派分子“在实践中不得不深信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更具悲剧性的是，许多民粹派分子就是被他们所寄予希望的农民告发而被捕的。
1875年，彼·尼·特卡乔夫在日内瓦出版《警钟》杂志，由此而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新流派。特卡乔夫派的观点与巴枯宁派比较接近，认为在俄国进行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并主张立即实现这一革命。特卡乔夫断言，沙皇专制制度犹如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现在我们掌握着俄国历史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推迟革命、缩小革命胜利的希望以至永远不能实现革命，为此，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革命者应该组织起密谋小集团，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自上而下地采取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与主张发动农民革命的巴枯宁不同的是，特卡乔夫是个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革命只能靠少数组织成政党的知识分子采取密谋的方式来进行。特卡乔夫把俄国农民视为“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集体所有制的思想与俄国农民的整个世界观紧密相连，因此他们比欧洲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70年代末，俄国再次出现革命形势。民粹主义运动在活动方式上产生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这两个独立的组织，前者继续主张在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农民革命，后者则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密谋和暗杀作为基本手段。越来越多的民粹派分子被恐怖行动所吸引，并最终在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然而，刺杀沙皇并未如民意党人所期望的那样唤醒民众。当他们终于把追踪已久的猎物击倒在地之后，却再也拿不出任何显示力量的手段。民意党主要成员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捕并被处死。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就此结束。革命民粹派的真诚信仰感人至探，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钦敬，他们的运动也确实是促使沙皇政府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力量之一。然而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被扭曲的俄国社会的产物，乌托邦式的理论、极端的手段、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使之不可能为俄国争得自由。他们的悲剧是俄国历史道路中的必然一幕。
自由主义的新纲领、立宪主张、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
1861年改革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大多数支持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温和的、保守的立场。1862年出版的齐切林的《若干现代问题》一书详细论述了自由主义在改革形势下的新纲领。这个新纲领，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所谓自由主义的措施，即要求政府给予社会以独立活动的权利，保证公民权利，保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继续坚持走2月19 日开始的道路。所谓强有力的政权，即主张政府发挥国家利益维护者的作用，保证社会秩序，监督法律的实行，对无政府主义采取强硬措施。自由主义认为，革命流派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可以在俄国这张白纸上很容易地写上科学和进步所指示的一切；这种要求破坏一切现存制度的革命宣传将破坏改革事业，革命的后果必然是专政的出现，而这个专政对于自由的危害将甚于君主专制。因为君主专制属于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它将转变为宪制；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面对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只能支持专制制度”，但它必须沿着温和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前进。
为了防止政府倒退到老路上去，自由主义者力图影响政府的政策。齐切林曾给在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兄弟写信，请他转告皇帝身边“唯一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俄国目前只需要两样东西：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政府应该正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政治力量的存在，给予它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每个人提供活动的自由。让许多头脑不清的文章出现好了，让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互相争论好了，强有力的政府不应变成一个罗嗦的保护人，它只须在秩序受到破坏时采取行动，而不必在政策上收缩和倒退。
这封信经戈尔恰科夫转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沙皇只对其中关于强有力的政权的观点感兴趣，而对要求专制制度自我限制、主动改革的建议不加理会，但齐切林仍然坚持认为，俄国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不应由贵族阵营与革命民主力量之间的公开斗争来解决，而应由沙皇政权的主动改革来解决。贵族与资产阶级应该妥协，从上面重建政治结构。他告诫政府：“压迫越强，实行另一种制度的愿望越活跃。……防止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满足正义的自由要求。及时的改革将消除政变。”
齐切林很清楚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主义的弱点，他曾指出，实行政治自由的可能性主要是由工业阶级的政治发展所决定的；如果对国家问题的兴趣和对自由的要求还只是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代议制就只能是寡头政治或欺骗，本义上的立宪制度就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严肃的运动只有在自由的要求深入社会、政治思想掌握了中间阶级的时候才会开始”。他曾同瑞士法学家布留恩契利谈到过俄国的社会力量状况。据后者回忆：“齐切林对俄国的革新并不抱有幻想。根据他的意见，俄国的力量只在于公共权威和分布广泛的群众的强大。他对贵族没有特殊的信任；中间阶级还不存在；下层阶级受的教育太少。在罗斯只有两种力量：沙皇和人民群众。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牢靠和巩固的东西。”正因如此，温和、谨慎的自由主义应尽量同政府妥协，稳步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