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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恶，只不过认为这种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如果考虑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即便是他们对村社的赞赏和对彼得改革前俄国生活的怀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否定。他们反对走西欧的道路，也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与文明，而只是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就这方面来说，斯拉夫派与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有着传承关系的。
斯拉夫派人士都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或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传统色彩。但是，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并同西方派一样受到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霍米亚科夫掌握多种外语，熟知俄国历史，也非常了解当代欧洲思想。伊·基列耶夫斯基曾在柏林求学，受黑格尔、谢林等人观点的影响很深。总的来说，他们的理论同样植根于十二月党人世界观形成的那个时代。与十二月党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贵族反对派，而非贵族革命家。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此，沙皇政府也很清楚，认为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并下令禁止斯拉夫派组织的化装游行，禁止他们创办杂志和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些著名的斯拉夫派活动家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萨马林、伊，阿克萨科夫等人还曾遭到逮捕和审讯。当现实粉碎了斯拉夫派关于重建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的天真幻想时，许多斯拉夫派分子走上了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道路，从而使斯拉夫派具有更加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
斯拉夫派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反对无条件地模仿西欧，表明了俄国社会争取独立发展的愿望。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多年之后，别林斯基在1847年指出：斯拉夫派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卓越的事实。赫尔岑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到，正是从斯拉夫派开始，俄国思想出现了转折。在斯拉夫派对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看法中，明显地存在一些谬误，但他们对俄国发展特殊性的探索在总体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别林斯基在《1846 年俄国文学一瞥》这篇文章中说：“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斯拉夫派还开创了俄国历史研究的新风格。他们反对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限于王朝帝业，认为人民是“历史中永恒的活动家”，应该把思想和精力首先倾注在俄国人民——首先是农民——身上。他们很重视人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广泛发掘了以往为历史学家所鄙视的俄罗斯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古文献资料，致力于探讨农业劳动形式、村社的组织、农奴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等题目。与斯拉夫派的观点尖锐对立的西方派以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安宁科夫、波特金、科尔什等人为代表。如果说斯拉夫派坚持的是俄国历史过程的绝对特殊性的话，那么西方派则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在西方派看来，俄国与西欧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俄国的问题在于国家落后，而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学习和仿效西方，走西方文明发展之路。
从1843 年11 月开始，西方派的台柱格拉诺夫斯基开始在莫斯科大学作面向公众的系列学术讲座。这位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后来又留学德国的贵族青年，此时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演讲的题目是生僻和深奥的，如墨洛温王朝后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罗马教会、罗马法律及封建机构对文明过程的影响等等，但却赢得了听众的喝彩和仰慕。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演说严谨、有力、充满勇气和诗意，更是因为他的演说是带有鲜明的自由和理性色彩的半政治宣言，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国家主义和教会主义的倾向。格拉诺夫斯基没有直接说出俄国农奴制度的前途，但人们很容易从他的演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制度是反历史的、不合法的，俄国最终将像西欧那样，结束农奴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没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格尔主义者，相信宇宙有一个模式和终极目标，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由，尽管通向自由之路是崎岖曲折的；这个过程是缓慢和痛苦的，但又是坚定不移的。
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时期”，认为俄国传统文化迟滞俄国社会的进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地实行欧化。格拉诺夫斯基强调，俄国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被沙皇政府用来作为对付西方更先进文化的影响的解毒剂。齐切林的回忆更明确地表达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俄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他写道，“斯拉夫派的全部说教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荒谬的、没有道理的东西……我热爱祖国并且是东正教会的忠实儿子，从这方面说，这种学说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人们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响的俄国社会整个上层都鄙视一切俄国的东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国的东西面前。这种情况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厅里可能会有，但生活在俄国的我却从未见过。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人类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那些我曾在其间生活并从孩提时代就十分了解的农民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是荒谬的。人们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国历史中我为之自豪的东西：彼得的天才、光荣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亚历山大的伟大功勋……他们证实说，我们从西欧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好学的，并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罗斯作为证据。……我从小就习惯于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学习的科学，被看作是像毒药一样须要提防的危险谎言，而被许诺取代它们的是某种谁也不清楚的俄国科学。这种科学现在还没有，但它在某个时候将从不可侵犯地保存在农民中间的土壤上发展起来。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如此地违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于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被莫斯科沙龙里的争论弄糊涂的外省人来说，斯拉夫派是某种怪诞的东西。……在莫斯科的沙龙之外，俄国生活与欧洲教育很安静地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后者取得的成就对于前者来说纯粹是好处，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要使我们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美化，也是报效祖国的最可靠手段。”在争论的后期，西方派也承认他们的论战对手关于俄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从这种特殊性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村公社，走西欧的发展道路。
西方派学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力主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通过和平的方式限制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度，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时，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也被视为西方派。他们积极参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论战，反对俄国发展独特道路的观点。从1840年开始，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1842年，赫尔岑从他第二次被流放的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后，他家的客厅马上成了西方派最活跃的沙龙之一。这里的常客有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凯特切尔、列德金等人。在无休止的闲谈、戏谑、饮酒和进餐中，他们敏捷地交流思想，谈文学、谈艺术、谈自己所读的书籍和了解的情况，相互争论并得出结论。但是，在政治思想观点方面，别林斯基、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等西方派代表并不完全一致。在废除农奴制度的途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这正是后来他们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西方派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原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交锋主要以学术探讨的形式进行，这是因为沙皇专制政权不允许公开的反对派言论存在。在书刊检查制度下，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比直接涉及农奴制俄国的现实要方便得多。安宁科夫说：“在当时可怜的政论阵地上，这一切都以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思想的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