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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康很快同沙皇发生了冲突。尼康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王权左右的教权，他甚至认为神权应高于世俗政权，“正像月亮的光来自太阳一样，沙皇的权力来自教会”。他还经常蔑视沙皇，干预政务。尼康的所想所为明显地与正在发展的专制制度不相容，引起了沙皇的不满。1658 年，尼康以辞职相要挟，但沙皇不予理睬。1666年召开的宗教会议革除了尼康的牧首之职，并将其流放。但宗教会议仍决定，要继续彻底地实行改革，并把坚持旧仪式的人革出教门。同时对旧礼仪派的迫害加剧了。全国到处搜捕旧礼仪的维护者，对他们进行审判、拷打乃至处死。对于这些残暴的行径，阿瓦库姆愤怒地表示：“火烧、鞭笞、绞刑架，怎么能用这些来建立信仰呢？我不知道，这样能教育出什么样的信徒？我的基督没有要求我们的使徒去这样行事。”他还曾写信给沙皇阿列克谢，希望他释放被囚禁的旧礼仪派教徒，惩罚那些异教徒、拉丁人和犹太人。当他确信不可能获得沙皇的支持时，便诅咒他将在地狱中受上帝的火燎。但阿瓦库姆自己在普斯托泽尔斯克的土牢中被囚禁了15 年，并在1682年被活活烧死。为了躲避教会和世俗政权的迫害，旧礼仪派教徒们纷纷逃亡到伏尔加河东岸的森林中，住在用木头和泥土修建的简陋房屋中，过着宗教社团的生活。当政府派来部队围剿时，一个社团的全体成员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到祈祷室中，然后点上火，唱着祷歌，在烈焰中自焚。1675—1695年间，以这种方式自杀的旧礼仪派教徒达2 万人。但旧礼仪派的活动仍然没有平息。到18 世纪，政府终于承认了旧礼仪派存在的权利，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式分裂为尼康派和旧礼仪派。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恰恰发生在俄国转向西方之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面对更为优越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分裂运动从宗教生活的层面上反映厂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化。犹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绝对弱的一方必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样，在文化交往中，落后的俄国对先进的外国表现出本能的抵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俄国在文化上与西方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缺乏教育，即便是相对来说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也只能以对东正教的忠诚而自夸。他们不懂雄辩学、修辞学和哲学，但“胸有基督智慧”，而实际上直到尼康改革前，大多数神职人员连神学都很少了解。至于一般的劳动群众，更是处于普遍的不开化状态。缺乏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造成了他们的闭塞、无知和对新事物的排斥。当然，没有文化教养并不是敌视外来文化的根本原因。旧礼仪派顽固地抓住旧东西不放，谴责对传统习惯的否定，这种态度根源于弱者对强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憎恶。劳动群众大量地参加分裂运动，绝非仅仅是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俄国转向西方的努力是以下层人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为条件的。旧礼仪派教徒抱怨说，他们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而受到侮辱和欺凌，他们被剥夺了商业、农业、手工业和以前所有的事业，繁重的赋税使他们陷于赤贫，饥饿使许多人死亡。而且，他们把自己生活的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从阿列克谢以来的沙皇受到异教的迷惑。分裂教派认为，从阿列克谢开始，所有的沙皇都是基督的敌人，他们的一切做法都是反基督的。如果考虑到正是从阿列克谢时期开始，俄国加快了转向西方的步伐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由尼康的宗教改革所引起的俄罗斯教会的分裂，实际上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与俄国传统的冲突。
书籍、学校、文学、戏剧和巴罗克艺术
17世纪，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新的科学知识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有许多西方的地理、几何、医学、军事等方面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其中包括梅尔卡托尔的《地图集》，卢卡，德林德的《地理学》，解剖学创始人安德列·维萨利的著作，介绍伽里略学说的《自然哲学课本》，瓦里高森的《步兵阵法与计谋》以及《荷兰军事法规》等。
俄国人自己也编写了—些介绍新知识的书籍。1611 年，出版了一本以著名地理学家梅尔卡托尔的《地图集》为依据的《宇宙学》，这本书是由俄国人编写的，共76 章。《地图集》的翻译者、乌克兰人叶皮法尼·斯拉维涅茨基为《宇宙学》所作的序中，介绍了托勒密和哥白尼关于宇宙系统的学说，并附有哥白尼的“太阳系”示意图。
1627 年，沙皇政府编纂了一部《大地图集》，其中包括了俄国的所有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交通线路。此书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是一部使俄罗斯人认识自己国家领土的书。此后，随着俄罗斯人在亚洲北部和东北部的考察和探险，陆续出版了有关这些地区的地图集。17 世纪末，俄国最早的地理学家之—、西伯利亚史专家谢苗·列麦佐夫绘制了《西伯利亚全境图》，稍后又完成了《西伯利亚大地图集》。这些地图集的出版使地理学知识在俄国得到了发展。俄国人也编出了自己的实用教程。亚·米哈伊洛夫为满足军事需要编写了《步兵、炮兵和其他军事科学教程》，其中涉及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由于西方图书的大量流入，17 世纪俄国图书馆的数量也显著增加。除了教堂、修道院、宫廷、政府机关的藏书馆外，贵族高官、教会上层人士的私人藏书也频为可观。这些藏书馆或私人收藏中，德文、波兰文、拉丁文、希腊文图书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欧洲文化对俄国渗透的规模和程度。
俄国的正规教育也是从17 世纪开始的。由于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被认识，17世纪下半期，政府、修道院和少数显贵兴办了一批学校，主要教授神学、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和算术。1687年，由著名诗人西梅昂·波洛茨基倡议，建立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这是莫斯科的第—所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培养国家官员、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各类学校的师资。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经院哲学以外，还包括外语、逻辑、物理以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担任教师的希腊籍学者把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论述编成了教材。在他们的教学指导手册中，当代西欧思想家的成就也得到反映，例如，意大利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的著作就被引用。当时能进学校学习的人数还是很少的．受教育被认为是—种特权。
17 世纪的文学也体现了这个时期新的文化因素增长的趋势。17 世纪上半期，文学的主要形式仍是政论，其内容多为抵抗外国干涉、农民战争以及探讨俄国遭受动乱和浩劫的原因。在少数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人的个性的肯定。从17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倾向得到发展，出现子被称为俄罗斯第一部小说的《萨瓦·格鲁津传》，这部作品描写了—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遭遇。一些民间讽刺文学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朦胧的民主主义理想。《谢苗卡的法庭》描露了贪赃枉法的法官，《卡利亚津的请愿书》把人们追求现世幸福的权利同教会禁欲主义对立起来，《约尔希·叶尔绍维奇传奇》则反映了17 世纪的土地问题。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以旧的体裁表达了新的内容，大司祭阿瓦库姆用圣徒传形式写的自传就具有这一特点。尽管阿瓦库姆是旧礼仪派的领袖，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对新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身上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他在同尼康派的论争中表现得不像圣徒而俨然是政治领袖，他的自传也不是表达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宣扬自己的生平和个性。
在17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西梅昂·波洛茨基（1629—1680）。西梅昂·波洛茨基是白俄罗斯人，自1664 年起定居莫斯科。他博学多才，既是教会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剧作家和诗人，并当过沙皇的家庭教师，被同时代人称为“在逻辑学方面最雄辩，在哲学方面最明辨”的人。他具有启蒙思想，经常抨击神职人员的寄生生活和腐化堕落，蔑视占星术士的活动。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其风格和体裁丰富了俄罗斯诗歌的形式，并且使音节诗的体系趋于完善。他所作的喜剧剧本《浪子回头金不换》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如果现在的青年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