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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已经落山，天要黑了。西方天边那一片云霞更加斑斓，辉映得土崖一片金黄。这很象批斗奶奶的那个早晨，但现在却是黄昏。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到了黄昏，想起喜子讲的那个故事，我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俺娃还没吃饭呢！”刚出菜地，奶奶又磕磕绊绊地跑来，塞给我两个馍说：“你听邵主任的，去了警察问你啥你说啥……”“还给她娃底诉呢，”张风莲在旁讥诮地说：“这杀人的事情么，你躲了今儿还能躲过明儿。”“他张妈，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噢，俺娃啥时候杀人了？”“谁血口喷人了？你娃在巷子打架闹事谁不知道！现在你娃杀人了，你还想包庇呢？”“我说你就没一点水平！”邵主任用食指点着张风莲说：“民警还没说呢，你就先下结论了，你凭啥呢？”“帽子不是她娃的么？”“帽子的事情还没弄清呢，民警现在才回去问呀！”“我也跟你不多说，他娃杀人没杀人由人家民警定呢。”
张风莲最后这句话还算是有点水平。我也对警察抱着很大希望，我想既然小余被害的时间已经定了，那么只要证明我在这段时间没有去过菜地就行了，所以我坦然地和警察们到了公安局。但是警察们并没有马上审问，我被带进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迎面是那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侧面墙上有一些稍小的字：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击一切犯罪活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无穷，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你在这里呆一下，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也许吃饭去了，而我却没有吃饭的意思，我拿着奶奶塞给的两个馒头反复摩挲着。我不知道警察将要问我什么，我又将如何回答？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帽子是怎么到现场的？而这也正是我最大的疑惑，我甚至连它怎么被抢去也无法说清。只记得一天黑夜、一个黑影、一阵狂风，然后就无影无踪！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帽子离我三年，我实在说不清它的行踪，更想不到，它的结局竟会如此悲惨，而它的主人我的命运，也许……总归一切都说不清也想不来！
“想好了没有？”黑脸警察抹着嘴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姑娘，有二十左右，她穿着裙子，拿着笔和本子非常飘逸地走到了桌子旁，黑脸警察坐下，她也坐下，他们都非常冷峻地看着我。这种场面只是在电影里看过，特务和罪犯被带到这里，大多神色慌乱、左顾右盼，即便故作镇定，最终也敌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和侦察员的智慧，心理的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我现在有的也只是惶恐——我感到这种冷漠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现在可以开始了。”终于他对她说，于是她伏案记录。在问了姓名、年龄和学校后，黑脸警察冷不防说道：“把作案过程交代一下吧。”完全与我想象的不同，我如何回答呢？“听见了没有？把作案过程交代一下！”“我没有作案，怎么交代呢？”“你没有作案，你的帽子是怎么跑到现场的？”“三年前它就丢失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到现场的。”“是怎么丢失的？”“被人抢走的。”“谁抢走的？”“不知道，没有看清。”“怎么会没有看清？”“当时是个黑夜，那人又骑了一辆自行车。”“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个小伙子。”“有多大年龄？”“不太大，有十六七岁。”“你为什么不追赶？”“追赶不上，他骑得很快。”“你没有喊？”“喊也没用。”“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能有什么反应，我回家睡觉去了。”
“端正态度，回答问题！”黑脸警察突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我不明白，我的态度哪点不端正了，问题我也如实回答了。“你这个娃，极不老实！”他突然又一拍桌子：“你最初说帽子是丢失的，现在又说是被人抢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被人抢的！抢和丢失有什么区别？”“抢是强行被人剥夺，丢失是自然消失，怎么会没有区别呢？”他这句话令我折服，我对他大为钦佩，于是“端正态度”，认真回答问题。
“我问你，你的帽子具体是什么时候被抢的？”“三年前。”“具体点！”“六八年的冬天，大概快过年了。”“那么冷的，你跑到街上干什么？”“我叔叔给我寄来一顶军帽，我想炫耀一下。”“你叔叔是干什么的？”“成都军区的军官。”“具体是什么职务？”“不太清楚，可能是营长吧。”“他为什么要寄一顶军帽给你？”“当时大家都喜欢军帽，我就向叔叔要了。”“梆子井的孩子有几个有军帽的？”“没有几个。”“你说说。”我说了几个，有天财、勐子、喜子，还有大娃子和三娃子，他让那个姑娘一一记下了。
“梆子井谁和小余关系比较密切？”“小余整天不出门，没人和她关系密切。”“你怎么知道她整天不出门？”“我看她很少出门。”“你非常注意小余？”“我注意她什么？经常在街上走，很少见她。”“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大约三天前吧。”“那你怎么说很少见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你要如实交代问题。”“交代什么问题呢？”“交代什么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你说说小余是怎么被害的？”“我不知道。”“你是知情人，必须回答问题！”奇怪，我知什么情呢？
黑脸警察可能也觉得话问得有些唐突，换了一种口气：“谈谈你对此案的看法。”“我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小余挺悲惨的。”“梆子井和你一般大的孩子中，或者比你稍大的孩子中，谁有作风问题？”这我更加说不清了，只知道三噱和毛老三有作风问题，但他们都是大人，且年过半百。况且这样的问题，似乎也不该问我一个小孩子。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理。“象你这个年龄的人，正处在成人和孩子的边缘，可以干小孩子的事也可以干成人的事，而这，又全凭一时的兴致和冲动。过年时，你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学生把人打死了吗，他的年龄就和你差不多，他能打死人，你为什么就不能杀人呢？”现在我确实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这几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郭震安能打死人，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人呢？这也许就是张风莲口口声声说我杀了人的原因。所以他说：“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情况如实向我们提供，不是你杀的人有利于我们找到凶手，是你的话也有可能减轻你的罪责。你看，这不是写着‘坦白从宽’吗。”他指指头顶说。实际上那八个字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总之，对你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你现在只是一味说，不是你干的，可又提供不出任何有利于破案的情况，这又怎么能说明不是你干的呢？你必须拿出一个诚恳的态度来，我们才能相信你，你说是不是这回事？”“可我确实不知道谁害的小余。”“如果知道的话也就不必要在这里坐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把你请来，和你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说到这里，他看了一下表。“行了，今天的讯问就到这里。但是你必须清楚，”他指着我说：“你是目前唯一的嫌疑对象，在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前对你的审查不会结束！这一点，你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你下去好好想想。”
我被一个比我稍大的人带走了。他也没有穿警服，我想大概是公安局看大门之类的人吧？他把我带到一个黑房子前突然问我：“你小小个娃还敢做那种事噢，还居然杀了人。”把我推进去后，他就扒在那个唯一的窗口问：“喂，告诉我，干那种事是什么滋味？”怎么又是一个张文庆式的人物呢？背后没人形，人前却一副正经！
他把铁门牢牢地锁上了。铁门上透进来一方光亮，借着这方光亮我看清了屋里的一切。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房子大约有八九平方米，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