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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上清新的风啊，我早就把你期盼！
第二首歌的作者是П阿耶多尼茨基和А科瓦廖夫。许多人都知道诗人科瓦廖夫和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外交家科瓦廖夫，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同一个人。这首歌的歌词还有点来历。1976年科瓦廖夫当选为代表斯塔夫罗波尔党组织出席党的二十五大的代表，结识了我的几位同乡，这些人的热情直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当时朋友们的聚会总是以“万事如意！”干杯的祝酒词作为结束。因而多年之后他就将这句话用来表达对改革、革新的感受：
清新的风儿呀一旦吹起，
那是在祝福你万事如意！
伊塞克湖论坛
1986年10月发生了一件事，它注定在改革时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就是伊塞克湖会晤，杰出的文化活动家们聚集一堂：阿瑟·米勒、亚历山大·金、欧文·托夫勒、彼得·乌斯季诺夫、奥默·利瓦涅利、费德雷科·马约尔、阿费沃尔卡·泰克勒。会晤的发起人兼策划者是我国的艾特马托夫。话题涉及核威胁、生态灾难，也涉及了道德沦丧，尤其是在政界。
我国论坛参与者的会见于10月20日举行，正好是雷克雅未克①会谈的一星期之后。我们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围桌倾谈了数小时。我着重向在座的人提到了列宁关于“社会发展的利益优先于各阶级的利益”的思想。在核导弹时代，其重要意义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矢志忠于这一原则，并希望它能得到全世界普遍的理解和公认。
对列宁的思想进行阐释并根据当今的现实予以丰富的此次谈话在《共产党人》杂志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那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题尤其受到关注。我无异于在正统思想拥护者的阵营中引爆了一枚炸弹！展开了多么热火朝天的辩论，在随后的那些集会上，首先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又提出了多少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我们并不否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利加乔夫对我说，“但也不应当一笔勾销阶级的利益！”
“说得对，但是我说的可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优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利益。不过事情很清楚，如果不能通过共同努力防止核战争，这种利益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连阶级本身也没有了，还有什么利益可言！一切都将归于灰飞烟灭……”
我们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对变化了的世界和崭新的现实做出了评价。当时我痛感到，要穿越僵死教条的樊篱该有多么艰难！看来很明显：核威胁，生态危机，世界割据——事情仍将极不明智地沿着这样的轨道继续发展。这时候，偏偏还有人猜疑：“有点像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自己，他在耍什么新花招”。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1）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诋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①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②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多一点光亮”一语出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按“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