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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干部问题是如何使我们深感不安，历次讨论与谈话的记录可资证明。我去远东（1987年7月底）前夕会见地方报纸主编时，责备他们犹疑不定与“失声”。我听到的回答却是一番苦涩的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那就请你把对我们讲的这番话也给区委、市委、州委的书记们讲讲吧。本来我们的报纸就是他们的传声筒，公开性对他们毫无用处。”
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②之行使我深信，主编们说得很对。我在这里遇见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对待群众是如此草率应付、漫不经心，对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冷漠无情。地方官员自然最不需要开放与公开性。相反，他们关心的是切勿家丑外扬。
对远东这个我国至关重要的地区，中央当局一向不够重视和关心。这里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总是处理得马马虎虎，照例只有大祸临头时，才像灭火似地匆匆进行扑救。我国领导干部、学者专家、普通居民的多次交谈，为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材料，正是根据这些材料后来做出了关于开发这一地区的各种决策。此行也有助于摸清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现状如何，那里的人们如何看待改革。答案并不令人欣慰：群众对变革的希望在党政机关中毫无反响，高官显贵们本能地或有意地抵制改革，连最简单的问题也不想加以解决。
举例来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渔民的住房问题一下难以解决，我倒可以理解，因为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投资。但是共青城呢，那里有许多制造现代化潜艇和飞机的国防企业，出于生产工作的需要几乎每天都要派运输机飞往塔什干，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市的领导人就不操心从那边顺便运些蔬菜和水果回来？为什么盛夏时节不肯为孩子们安排生产一些冰激凌？为什么市民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地跑到中亚去购买家具？其实本市也能生产家具，只须扩大一下生产规模就行。
此次出行过程中，人们向我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让我们能够自己选举领导人，推选出一些聪明、正派、勤快的人。那样，事情也就顺当了。”
8月20日我前往克里米亚的下奥列安达疗养。但并没有得到休息。当时不可能有兴致去赶休假的浪潮：烦恼和不安纠缠着我，心里始终闷闷不乐。身处海滨仍然在继续考虑当前的局势，作笔记，发指示。我深感必须彻底更新干部，建立一套适应新任务的干部选拔与分配制度。与此同时，越来越觉得事情看来不仅仅是人员的问题，而且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局限在现有制度的死框框里，而这种制度给予经济、政治领域主动精神所留下的活动余地是很小的。这就是说，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一定的改革。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早已不算什么大逆不道了。
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也不太好。日内瓦谈判实际上已经搁浅，结果徒然空耗了时间。我看出了这种局面正中美国人下怀，于是向里根建议立即举行会晤。
传到克里米亚的内部消息、报刊资料，与利加乔夫（他留下“看家”）、中央委员会和各州党委书记们的电话交谈，都加深了改革意外受阻的印象。我等不及休假结束便动身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想去这些熟悉的地方走走，同群众谈谈，检验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
奇迹并未出现。无论在克拉斯诺达尔还是在斯塔夫罗波尔，我都再一次深深感到改革的确步履维艰。民众对改革政策的支持并未稍减，甚至还增强了，而党政机关却按兵不动。表面上谁也不反对，全都“赞成”，可是什么也没有改变。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会按新方式进行工作呢，还是凭直觉表现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生怕“新的一套”会带来严重危险？
1991年11月，在我同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助理的职业政治家Э休特会见时，他告诉我说：
“从1985年开始，我一连三年都飞来莫斯科并沉浸到了这个首都的气氛之中，同政治家、新闻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会晤。印象吗？改革正开足马力进行，嗨，简直可说是‘波涛汹涌’！可是随后出了首都去外省，走个100～200公里，那里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就像俄罗斯人常说的：‘悄没声儿’……”
在雪片般飞向我本人和党中央的来信之中，类似的信件越来越多。白俄罗斯的一个来信人狠批了一通地方当局的工作，大声疾呼：“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快下令向司令部开火吧！”实际上这就是要国家领导人拾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作武器。我想来信人未必希望我们也来一场那样的运动，他对那样干的后果还是有所考虑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心灵的呼唤”，证明了群众已经彻底失去信心：在现有干部继续掌权的情况下就别指望改革能够进行。
必须谈一谈干部的事情。初秋便开始筹备中央全会，报告的提纲渐渐形成。
起草报告的工作明显地拖延了，原定秋天召开的全会不得不两度推迟。在12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讲述了最近一次会见各州委书记的情况之后确定地指出，他们当中许多人至今仍然被陈规老套束缚着手脚。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3）
“我深信，停滞不前的首要原因是领导成员的僵化。如果我们想扭转局面，就必须更换干部，改变干部政策。这也是在道义上有无资格从事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各级各类领导队伍中，养成了不能与群众公开地、坦率地对话的许多恶习。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谁会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不健全干部队伍，人民就不可能跟我们走。需要有一种公开性的气氛，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会培养出成熟的干部。”
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各有特色，葛罗米柯坚持“报告的乐观主义倾向”必不可少。谢瓦尔德纳泽则强调要对党内整个状况以及降低党的威信、入党资格贬值等方面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索洛缅采夫建议更有力地谴责“社会主义被不劳而获、损公肥私之徒坐吃山空”。尽管看法略有差别，报告的基本观点都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新年前不久，我邀集党中央各部部长，对他们已有不少抱怨，我对他们讲：“我知道，机关内部啧有烦言。因为如今再指望讨好上司已经行不通了。最紧要的是真正懂行、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但许多人都缺少这些品德。对党中央领导来说，多年来党的（并且不单是党的）机关所采取的那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国内形势日益复杂，已通过的决议不能落实，但机关却默不作声，最多也就写上几个报告。
现在这种态度应当受到坚决谴责并彻底予以抛弃。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一些人希望改革完全失败，在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时幸灾乐祸。莫斯科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不久前声称：‘咱们等着瞧吧，过两年就偃旗息鼓了。’他确信改革一定会被葬送。既然如此，党的机关里就不应当有这种人的位置。必须取消干部政策中由上级任命这种做法。如果不走党和社会民主化的道路，我们就无法扭转局势、完成改革的任务。”
就这样，一步步对报告中提出的思路进行着审查鉴定。每一次会晤都为深入思考和确定任务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也让人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物质阻力”。（记得在政治局委员的圈子里雷日科夫曾经说过，60名部长中没有一个人要求退休，尽管许多人的期限早就到了。）
在我日常工作的扎维多沃，有时候起草小组内部关于报告的结构和所列问题的辩论十分激烈，我几乎同自己最亲密的所有助手争吵起来。甚至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到来也没有能压住火气。起草工作被迫中断，直到第二天才重新开始。但是这一不愉快事件到头来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火气平息之后，我们对争论的问题迅速取得了一致意见。整体说来这个文件颇具独创精神，在反思过去和选择前进道路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虽然我曾经就报告的许多原则性论点同政治局委员们交换过意见，提交讨论批准时（1987年1月19日）仍然未免忐忑不安。
领导成员们相当全面地反映出了党内和社会上丰富多彩的变化万千的情绪。我从事前的交谈中了解到，我完全可望得到雷日科夫的衷心赞同和谢瓦尔德纳泽强有力的甚至激昂慷慨的支持。同沃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