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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共青团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同谢瓦尔德纳泽相识了。当时他的俄语还讲得不太流利，还不是通常所说的青年向导、“出主意的人”、出色的演说家。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是个“不典型的格鲁吉亚人”，非常拘谨，性格内向。但他身上有着某种使人乐于与之交往的东西。如前所述，我们相逢相识了，都在当书记：他是共和国党中央书记，我是边疆区党委书记，后来又是苏共中央书记。斯塔夫罗波尔人与格鲁吉亚人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同谢瓦尔德纳泽想方设法促进这种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他和我都没有预想到这些接触数年之后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无论说什么都可以开诚布会。因此我深信，对于许多关键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国际政策的问题，我们会有共同的立场。我担任总书记后，在考虑干部问题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是要像他这样的人，善于思考和说服他人，具有东方人彬彬有礼的修养，可以在外交舞台上胜任愉快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同葛罗米柯谈话的数日之后，我俩又重新见面，商量他的接替者问题。他打算从外交人员中选拔人担任这一职务，介绍了科尔尼延科的情况，提到当时的驻法大使沃龙佐夫随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也提到了多勃雷宁，尽管他并不赏识其人，显然他明白，此人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相反，也许还要胜过他。
当我问葛罗米柯“您觉得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怎么样”的时候，他最初的反应几乎是大吃一惊，似乎谁都可以，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不过短短数秒钟之内他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议论起来，反复斟酌“赞成还是反对”。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6）
“我看出来了，您不想要谢瓦尔德纳泽，”我说，“没关系，咱们想想看谁更合适。”
当即听见他说：“不不，我知道，这是您经过慎重考虑的意见。”
“那好吧，咱们都再考虑考虑，以后再谈。”
第二天参加谈话的有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我首先提到我们目前还找不出一个与葛罗米柯阅历相当的人来接替他，最后说道：
“在反复考虑未来的外交部长的时候，我每次都得出结论：他必须是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因此我倾向于提名谢瓦尔德纳泽。”
交换意见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谢瓦尔德纳泽这个人无疑十分出色，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富有教养，学识渊博。在格鲁吉亚的艰难时期他身为该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经历了巨大的政治锻炼。通晓我国的内外政策，采取革新的立场。最后的结论是完全同意。事后我给在第比利斯的谢瓦尔德纳泽去电话说，我们希望他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他听后好长时间都不做声。
“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个。我得想一想。您也要再考虑考虑。我不是干那行的……又是格鲁吉亚人……可能会出问题。那葛罗米柯怎么样？”
我告诉他，葛罗米柯、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都支持对他的提名，我让他来莫斯科。第二天我又同他谈了谈。然后把政治局委员请来，问题就定了下来。7月1日的中央全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2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会议还选举葛罗米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国内外对任命谢瓦尔德纳泽的反应可说是极度困惑。许多人都表示难于理解，并且不同意将苏维埃国家如此重要的职能托付给一个非俄罗斯人。但是老于世故的人们都猜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心思：“既给予了葛罗米柯应有的评价，同时又使自己能够在外交方面放开手脚，而将此事交由一个亲密的战友去主管。”
七月全会上解除了罗曼诺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选举叶利钦和扎伊科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批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宣传部长，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为总务部长。
事前同罗曼诺夫见面时，我相当坦率地让他明白，领导成员中没有他的位子了。他听了这个消息显得很难过，不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我说，最好不要将此事搞得提到政治局去讨论的地步，不如一切都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罗曼诺夫哭了一阵，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全会上他的问题心平气和地得到了解决，他仍然是中央委员。
吉洪诺夫退休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同一般了。似乎一切都很清楚：他已经是过不了几天就满80的人了，而担任政府（并且是正在走上改革之路的政府）首脑的人，理应是年富力强善于展望明天的政治家。吉洪诺夫这样的活动家与其说是属于昨天，不如说是属于前天，即斯大林那个时代。但他对这个问题却有他个人的看法。他深信没有他的帮助事情就无法应付，所以我俩第一次谈话时他还表示准备“在很有意义的新形势下再工作一段时间”。
我客客气气地驳回了这个建议，主要强调未来的改革十分艰难，必须照顾为国家效力多年的老同志们的身体，使他明白应当退休养老了。这时候我才弄清楚，吉洪诺夫对事情的这种结局还是有所准备的。他要求不要忽视他今后的生活条件，于是我答应保留他目前享受的一切待遇。9月底他被解除政府首脑的职务，10月份在中央全会上又从政治局成员中除名。
讨论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候选人时，一下提出了许多人的名字，但经过挑选最后集中在两个人身上：雷日科夫或者沃罗特尼科夫。沃罗特尼科夫在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职务时表现不错，具有领导工作多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处理问题时善于斟酌权衡各种意见，有一种深思熟虑、不动声色的风度。但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政府首脑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事实说明需要让沃罗特尼科夫留任原职。
雷日科夫得以中选当然不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安德罗波夫在位时我便同他进行过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看待经济形势的观点和极需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想法，在许多地方都很接近。我们的政治立场也不谋而合，至少我不记得在这方面有过什么实质性的分歧。雷日科夫的个人品质也使我印象深刻：做事精确，有时说话尖刻，但从不流于粗鲁，多年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们的关系也并非始终一帆风顺。事态的发展常常使两人都面临难以预料的形势，各人的观点也发生了演变，有时难免产生误会、委曲甚至大动肝火。用不着去评判每件具体事情上谁是谁非（许多情节我回头还会一再提到），但我仍然要说，至今我都认为那次选用他是正确的。雷日科夫是我改革事业中最初的战友，当时我们步调一致地共同行动，所以无论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都会为这份友情对他一直心怀感激。
就重要性而言，下一个干部问题便是撤换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俗话叫莫斯科总督。大家有目共睹：首都的领导已经精疲力竭，指望他们能按照新方式工作是不明智的。本来庄严许诺要建成“共产主义模范城”的莫斯科，却遭受着住房和物资供应短缺的严重困难，生产和知识的潜力节节下降。当然，与我国民主派当政这两年来的状况相比，首都当时的情况倒也堪称模范。但众所周知，一切事物都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清楚。当时很少有人对撤换格里申的必要性表示怀疑，虽然他本人不以为然。甚至还觊觎着更高的权位。他极端自信、权欲熏心，容不下他周围稍有才华和独立思考的人。难怪莫斯科市委中竟然没有一个理直气壮争取担当“一把手”角色的人物，只得从别的地方去物色。事有凑巧，同时也需要换掉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占据这一职务长达20年之久的ВФ普罗梅斯洛夫是一个公认的尸位素餐之徒。他既善于讨好公众，又善于“糊弄”上级，全凭这一手保住了乌纱帽。
这正是叶利钦的政治仕途的起点，至少首都也是其中的一站。我已经提到过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了。通常，类似的角色都是从书记中物色，而从中又选上叶利钦绝非偶然。根据调查资料，他符合全部要求：他领导过房屋、建筑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