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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儿的降生
我的工作不仅仅使我本人全神贯注，而且还兼及全家。对于我的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波三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们并未袖手旁观。他们眼见着事事都是那般艰辛，多少的阻力需要克服，于是便想方设法支持我，帮助我，保持“我们城堡里”的安宁、和谐和相互理解。
自然，并非一切都局限于我操心的事情。全家人也须为其他的种种日常琐事操心，感受着每桩每件事情所带来的欢乐与痛苦。
最令人高兴的，是1980年我们第一个孙女儿克谢尼娅的出生。她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伊琳娜①一样生于元月，日期是21号。新的生活开始了。有位诗人说得对：“随后便有孙辈降临，一切又将周而复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继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有人邀请她去她曾经收集过博士论文材料的斯塔夫罗波尔村村寨寨进行新一轮调查，这个想法很诱人，但我们在莫斯科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想法无法实现。
我们很难从莫斯科脱身，于是便苦劝我的母亲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来我们家小住。起初他们倒还乐意常来，但年岁不饶人，他们出行日益困难了。又老是病病歪歪的。我们尽力协助治疗，支援药品、现金、衣服、食品等力所能及的一切。从孙女儿到父母亲，需要操心的事一大串。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兄弟叶夫根尼的健康日益全面恶化：他改不掉贪杯好饮的老毛病。他拒不接受我们挽救他的种种意见，事到如今则为时已晚。这是一个颇具才华的人，文学院刚毕业数年之内便写出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青年少年读物。叶夫根尼是我们恒久的难以平息的隐痛。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成绩优秀，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女儿决心继续读研究生，并着手进行大城市（譬如莫斯科）中死亡原因的调查。结果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全部保密。因此学位论文也不能公开。首都当局有的是保密的理由。但伊琳娜仍然与莫斯科统计和保健机构成功合作，因为他们对这一研究的结果同样很感兴趣。学位论文十分顺利地通过答辩，不久她便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证书，开始在母校的教研室执教，随后她又决定完全改做研究工作。
阿纳托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由B。C。萨韦利耶夫院士领导的外科科研实习医院，这所医院系以首都第一市立医院为基础。工作初期非常困难，但他逐渐熟悉了业务，在教研室研究的范围内展开了科研工作。他继续在医院工作的同时，还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富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副教授。
总之，我们一家人逐渐与首都的生活融为一体。朋友圈子不断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莫斯科人了，尽管同时还保持着同乡亲们的联系。
1955级法律系毕业生终于聚到了一起。我又能见见所有的老朋友了。聚会中的一切对我都很重要：同学们现今的模样如何，在哪里定居，从事什么工作。毕竟都是好样的：10人当上了博士，将近40人是副博士。其余的人也并未意志消沉，全都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令人悲伤的是，许多同学已经不在人世，系因为疾病、事故……甚至自杀。
一般而言，总是有喜也有忧——生活就是如此。我常常想起一位东方哲人的格言：“人生在世，生老病死”。
我们总是在庄稼收获后外出度假，就像在斯塔夫罗波尔时一样。年年都去皮聪达。在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我们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利用这种机会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我们在一起聊天，每次聊的话题都很广泛，时间都很长。通常是在晚上：同谢瓦尔德纳泽夫妇在皮聪达和第比利斯，在恰夫恰瓦泽昔日的庄园里；同阿布哈兹和卡赫季亚的居民聊，则是在他们的家里。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8）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 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
“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什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