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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天的时间内行军1200多俄里。他们沿着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经过列特尼茨科耶村，1931年我在该村的教堂里接受爷爷安德烈的洗礼，他把我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托换成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团的士兵经过梅德维日耶，即现今的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科耶，我们的区中心。我的故乡普里沃利诺耶村正好就在列特尼茨科耶和梅德维日耶之间。
我仿佛可以看见他们在我们这个崎岖难行的地方行进。普里沃利诺耶距斯塔夫罗波尔不过13 7公里，但即使在我成年后交通也极为不便。每当道路泥泞季节或者风雪交加的冬日，村子即长期与世隔绝，我上大学期间父母亲常常抱怨他们有时一两个月也盼不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
总之，我把切尔尼戈夫团的士兵也看成是自己的同乡。斯塔夫罗波尔的市中心还保留着旧城堡的残迹。曾经驻扎过卫戍部队的其貌不扬的破旧的一层楼房也存在了很长时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奥多耶夫斯基和其他十二月党人官兵都曾到过该处。遗憾的是在城市改建中根据当局的决定拆除这座楼房和旧市场，腾出地方修中央广场和建筑群。
祖国
人们在讽刺“地方爱国主义”时，往往将这种对“小祖国”的爱几乎看成是外省局限性的特征。我则恰恰相反，认为通过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乡来理解“大祖国”，这才是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扎根于故土的爱国主义。
这种爱国主义有其十分重要的特点：它并非形成于单一民族的环境中，而是形成于令人惊奇的多种语言、多种长相和多种民族的条件之下。
正如春潮之后河流在岸上留下大大小小的小湖泊一样，数千年来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在斯塔夫罗波尔留下了多种多样的民族群体。在边疆区的道路两旁，除了习以为常的俄语名称而外，时而会碰到这样的名称：安图斯塔，贾尔加，塔赫塔——源于蒙古语；阿契库拉克，阿尔兹吉尔——多半源于突厥语。
后来我成了苏联总统并且面临我国的民族问题时，我在这些问题上已不是新手了。
在斯塔夫罗波尔，除了占边疆区83％的俄罗斯人而外，还居住着卡拉恰耶夫人、切尔克斯人、阿巴津人、诺盖人、奥塞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在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书籍、报纸、电视和广播节目都用5种语言出版。每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服装，甚至自己建造和配置宅旁用地的样式。如今居民点已面目一新，甚至成了千篇一律。而不久前我年轻的时候，你还可以进入山民典型的哥萨克村庄，其中有山民的住房和石头砌成的墙壁，并可看见近在咫尺的哥萨克村落和俄罗斯村庄，清一色的土坯房，麦秸或者芦苇铺的屋顶。而且每家门前必有篱笆，系用小树的枝条编织而成（当年我在这方面是把好手，我也曾不止一次地用麦秸铺过屋顶，我知道往上浇什么砂浆，才不致让麻雀叼走或者被雨水浸透）。
在多民族的环境下生活，可以养成耐心、相互礼让和尊重的习惯。欺负和侮辱山民就是树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过来，对他们的人格、习俗表示尊重，那就是多一个忠实的朋友。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因为还在我不知道深奥难懂的字眼之前，我就逐渐意识到，能够保证人们之间和睦相处的不是敌视，而是耐心和融洽。
不仅人类的历史，我们边疆区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古代征服者的无数次入侵，近代多年的高加索战争，都葬送了无数的生命。国内战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可怕的、血腥的痕迹。
我已经提到我们的区中心梅德维日耶后来更名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科耶。为什么呢？因为苏维埃政权是从罗斯托夫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又是第一站，赤卫军的第一批队伍正好是在我们区里成立的。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3）
1918年1月1日，斯塔夫罗波尔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经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50万农民得到土地。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和免费教育。然而3月份梅德维日县内即发生与科尔尼洛夫将军部队的战事，4月份又与阿列克谢耶夫的“志愿军”作战。1918年7月，斯塔夫罗波尔共和国与库班－黑海共和国和捷列克共和国一起，成立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该共和国维持到1919年1月。后来又成了邓尼金将军和什库罗将军的天下。
在那些通过电影和通俗小册子了解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看来，那仿佛是个大型体育检阅，工人农民打着红旗为一方，资产阶级和地主打着白旗为另一方，步伐整齐地相向而行。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不仅整个社会已按照阶级、民族、宗教或者地域等特征搞得分崩离析，而且家庭内部也是如此。
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一部分哥萨克和“外地人”加入红军。1918年下半年南部战线活跃着14个红色哥萨克团。后来由这些团建立了红军的旅和骑兵部队。我们当地的老战士断言，著名的第一骑兵集团军中斯塔夫罗波尔人几乎占了40％，若是没有他们，那么既不会有骑兵集团军本身，也不会有布琼尼这位红军指挥员了。
然而人数相当多的另一部分哥萨克却汇入了白匪运动。斗争是你死我活的。1918年5月顿河发生叛乱，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军事专政，将近45000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均被枪杀和绞死。其实，红军也并不客气：有关“没收哥萨克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惨祸如今写了不少。我则记住了一个小插曲。
有一年正值苏维埃政权成立周年纪念日，照例举行了与革命和国内战争参加者的会见活动。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克尼加将军应邀前往边疆区北部一个边远村落去讲自己的往事，他突然踌躇起来：
“给警卫吗？”
“警卫？干什么？！”
“有过一档子事儿，”瓦西里·伊瓦诺维奇忧郁地说。“内战那会儿我们把那里一个村子的人全都砍杀了。”
“怎么砍杀了？”
“就是这样。砍杀了呗。”
“全都杀光了？”
“也可能没有全部杀光。我就是在想：万一有人幸存下来了…… 还记得。”
这番谈话使我感到震惊。是啊，可以理解：战争，两支相互对抗的力量进行殊死搏斗。然而这里是另外一个问题。像这样被白军和红军夷为平地的村庄该有多少？是自相残杀，消灭自己的人民。瓦西里·伊瓦诺维奇·克尼加是个职业军人，他们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可是看来连他的内心也无法平静下来，十分苦恼，毕竟他在生前的整整40年间始终无法忘怀。
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止一次地读到所谓在向新社会过渡中暴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必不可免的“高深理论”观点。革命中确实往往无法避免流血，这是事实。然而如果把暴力当成解决任何问题的万能手段，号召诉诸暴力，为了达到所谓“高尚”目的而对暴力推波助澜，亦即再次“砍光”家庭、村庄、民族，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家族
我觉得，我家的家史完全可以证明以上观点之正确性，家庭的微观世界，它的探索、考验和损失完完全全反映了人间戏剧、“大历史”的宏观世界。总之，远房和血统相近的祖先的生活变故都促使我进行思考。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无条件地接受的。他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我们的土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入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