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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同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难处理，此人在乌克兰尤其是在党的圈子里享有巨大的威望。在道德方面谢尔比茨基是个正派人。就思维方式而言他属于专家治国论者，自然便在该共和国执行一条自认为正确的路线：特别注重经济，尤其是采煤业和冶金业，同时也不忘农村。而最重要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在乌克兰树立起了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
谢尔比茨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能容忍民族主义。他像其他各共和国的领袖们一样，常会对中央不肯放权啧有烦言，牢骚满腹：“甚至给日夫科夫①发个电报，也必须获得远在莫斯科的政治局批准。”但他当年一开始便采取的是谴责“谢列斯特的民族主义动摇和献媚”的立场，从来不曾退让。他的民族主义观如果不致陷入极端，自然应当受到欢迎。只须回忆一番他与作家奥列西·冈恰尔就其长篇小说《大教堂》展开过辩论，就可以说明问题。这场辩论只不过煽动了狂热的情绪，破坏了与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正常联系而已。
同谢尔比茨基一起解决干部问题也十分困难。前面我已经说过，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似乎这就压住了他身边其他的人。正因为如此，乌克兰一直没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政治领袖脱颖而出。即使从外观上看去，他也是那种很难将其自原地挪动一步的大块头。不过倒正好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态度。
我曾经提到过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他把谢尔比茨基看成了自己的接班人。显然，正是这句话害得谢尔比茨基“心神不宁”。他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力求在高层的一切活动中不断露面，定期与曾经担任乌克兰克格勃主任的费多尔丘克通话和会晤。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之后，他们的关系从外表上看完全正常。但两人之间似乎展开了某种竞赛，彼此都有意见，却心照不宣，谁也不想主动去找对方。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整个期间，谢尔比茨基竟然从来没有跨进过他办公室的门槛，一次也没有。但我亲眼得见，即使为数有限的电话联系，对他们任何一方都成了一种巨大的折磨。
至于吉洪诺夫，则不知为什么他毫无根据地断定，安德罗波夫之所以当选，在众人之中首先应当归功于他，指望得到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举止，甚至可以说，也多少有几分放肆，甚至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这样吧，”那时候他曾对安德罗波夫说过，“你熟悉行政机关、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经济嘛，我就替你包啦。”
可是当安德罗波夫指派我、雷日科夫和多尔吉赫列出有关改进经济管理、计划编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的项目清单之时，吉洪诺夫着着实实感到了不安。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5）
我们这“三套马车”出动，与部长会议各位副主席和国家计委的专家们直接接触，立即造成了使某些人神经过敏的局面。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安德罗波夫声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吉洪诺夫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我求求你，做什么事都不要搞坏我和吉洪诺夫的关系。你知道吗，目前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明白了，安德罗波夫担心的是吉洪诺夫千万可别同契尔年科抱成一团。
安德罗波夫必须控制住局势，而此刻对他最关紧要的则是各种势力的对比和分配。他将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拉入领导层，切切实实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同时他也竭力避免与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谢尔比茨基等人这一面的关系尖锐化，避免引起他们的不满，设法让领导层中的全体成员对现行政治方针都有一种切身相关、共同参与的感觉。
“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明白的”
安德罗波夫出任总书记的最初数月，我们俩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我能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和支持。1982年底我同他的一次交谈中，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知道吗，米哈伊尔，你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 说完略作沉默后又补充道：“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
安德罗波夫当选后我们必须立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带有异常紧迫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政治局考虑到国家预算的开支状况，曾通过一个关于提高面包和棉织品价格的决定。这个决定连同所附函件一起已经发到各地，存放在保险柜和州委、边疆区党委、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密封的公文袋里，必须等到1982年12月1日前夕方可启封。
安德烈波夫要求我和雷日科夫再次斟酌整个情况并将结论报告他。我们试图了解此事的实质，便请求让我们可以摸清预算的情况。但安德罗波夫只是笑了笑说：
“瞧你们打的什么主意。预算我可不让你们插手。”
预算的许多“秘密”被保守得如此严格，其中一部分直到我离开总统岗位前夕才得知就里，这是后话了。我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就是：我国的预算有“窟窿”。它经常靠储蓄银行也就是靠民众的存款和增发国债来补贴。而官方的报道却总是说，收入超过支出，一切都处于最佳平衡状态。
我和雷日科夫的结论是：单单采取提高面包和棉布价格的方法不会有多大效果。这话一开始安德罗波夫根本听不进去。显然他认为，采取这类步骤足以显示他的决心和勇气，“人民会理解和支持的。”
我们仍然坚持己见：以这种方式提价，无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考虑，都很不合适。政治局再次听取了各方面“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之后，撤消了原先所通过的决定。
需要我们解决的下一个迫切问题便是从国外采购粮食。同往常一样，我们又遇到了政府的反对。政府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经费不足，但谁都不能提供别的出路。总书记不得不表态了，于是安德罗波夫先听取了双方代表的意见，然后亲自提出了采购的建议。的确，这都是些棘手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遇到类似的事情，有时不免做出十分强烈的反应：
“啊呀呀，这就是你的粮食纲要吗？”这时候他会说。
“是我们的，我们的，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①，是我们一块搞出来的。”我回答时激动不亚于他。“写进那里头的东西，还没有动手去做呢，太早啦！”
“不错，我还记得，”他表示同意。“可是当你们去搞工厂现代化，增产肥料，提高技术的时候，又是多少时间过去了……”
“你以为我不想快点儿见到成果吗？”我最后说道，“我搞这个工作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可情况仍然一点儿也没有改善……”
缺乏“速成”效果这一情况，促使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一些在我看来颇有争议的步骤。我指的是那场加强纪律和秩序的斗争所使用的种种方式，当时曾在上班时间去地铁、商店、理发馆和澡堂到处抓人。尤为突出的是，在开展这场运动时安德罗波夫依靠的不是社会组织，首先依靠的是安全机关和内务机关。对他来说，找这些部门办事更加方便省事。
安德罗波夫根据费多尔丘克所提供的情报，真诚地相信这类措施会将普通民众吸引到他的一边。他朝我摆着手说：
“等着瞧吧，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明白的。”
时光流逝，多少事已被忘却或很难追忆，而这场“为纪律而斗争”的情景至今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之中。
关于列宁的报告
1983年3月，安德罗波夫给我来电话说，他想建议政治局将我定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大会的报告人。
在以往的生活经历中我曾多次阅读列宁著作，因此便觉得准备这次报告并不会有多大的困难。然而第一次试着将报告的基本观点作个简要的归纳就未能成功。于是我开始重新翻阅列宁的文集，特别是与十月革命之后那个时期有关的部分。有的文章是重读，另一些仅作浏览。最后我竟深深地沉浸到了革命后那些年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演变的逻辑之中。不时感到自己就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思索着要是我去解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