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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迥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4）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留下他和我“ 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监督。”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有人在使坏。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很可能是觊觎 “王位”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知道。因此他要求介入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
“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机关公开勾结。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干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
“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①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安德罗波夫的威信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 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5）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