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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嫉意，这样一来纲要的通过就有再拖下去的危险。
于是我与勃列日涅夫会面，我对他说，我当然可以作这个报告，不过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通过如此宏伟的计划，不应由戈尔巴乔夫甚至不应由部长会议主席来介绍，而应由总书记作报告。
勃列日涅夫犹豫不决。我感到他内心在进行着一场复杂的斗争。因为他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已经相当吃力。不过这实在太诱人了，到再开政治局会议时，勃列日涅夫便欣然应允。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让他熟悉情况，进入角色。
当时勃列日涅夫总是优先考虑两个部门：农业和军事。而且我觉得正是这样的顺序。记得有一次在胡桃木房间，政治局会议开始之前，谈到例行的抽部队车辆参加收割一事。乌斯季诺夫抱怨说，每次田间收割都要报废相当一批车辆。他这样说是想事先就让国家计委给部队补充一批车辆。
乌斯季诺夫说这话时仿佛是顺便地表示，他懂得收割的意义，因为“国防和粮食是最重要的嘛，二者密不可分”。我认为有必要出来纠正一下，便插话说，我更倾向于“粮食和国防” 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对我表示支持，他笑着说：
“这次大概是戈尔巴乔夫说得对。”
乌斯季诺夫却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知道的，国防就是生命。”
“那么粮食呢？”勃列日涅夫笑吟吟地答道。“难道就不是生命？”
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都曾经主管过农业问题。他对农业问题有兴趣。
勃列日涅夫在其活动初期对军事兴趣最浓。他同武装力量的指挥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视察部队、试验场，对为国防工作的学者和设计师都很了解。只是近几年由于体力不支，他才少有过问军事问题，甚至连国防委员会会议也开得愈来愈少，后来干脆不开了。
因此，好像确实摆正了顺序：“粮食与国防”。可惜这不过是假象而已。军工综合体年复一年地充实阵地，增强实力。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或者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个人癖好。是一分为二的两极世界发展的铁的逻辑、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的耗资不菲的军备竞赛在起作用。为了坚持竞赛，需要的资金和物资就愈来愈多。国防开支简直是在抽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营养液。
每次去既生产武器又生产农用产品的工厂，眼前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震惊。只要到比方说生产最现代化坦克的装有最新式设备的车间走一走，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在老掉牙的传送带上装配旧型号拖拉机的车间，你就会明白农机制造业在军工综合体中处在不受重视的地位，是所谓“后娘养的”。至于那些加工农业原料的落伍小厂就更不用说了。其中许多小厂论年代久远早已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就是所谓的“粮食与国防”！
看来，总书记在某个时刻应当深入思考和权衡一下，加强国防潜力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的逻辑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因为近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快了50～10 0％，甚至更多。它吞噬了以艰苦劳动和无情使用生产设备为代价换来的一切，这些生产设备已经老化，需要更新，机械制造和采掘部门尤其如此。这个领域内的落后意味着什么，就连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根本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所有与军工综合体有关的数字甚至对政治局委员也严加保密。谁只要稍微提到哪个国防企业的生产情况欠佳，乌斯季诺夫就会凶神恶煞地对“不成熟的批评者”大动干戈，政治局里谁也不敢跟他较劲。
危机已近在眼前。惟一的出路是外交政策改弦更张和与美国对话。这个情况并未出现。简而言之，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将新的情况考虑在内的战略，一切都在旧政策的轨道上运行，而旧的政策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我们就像救火车一样，哪儿冒烟往哪儿开。而许多地区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在微微发出烟味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2）
这届领导人不会做出改革的选择。千万不要触动体制，这是权力机构密切注意的主要之点。正因如此，大家都去抓当时很时髦的“专项纲要”。这些纲要成了独特的救生圈，可以帮助挽救某个具体的问题。
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力度，社会失去了社会动力，政治走进了死胡同。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无论我还是我的同事都并不认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是体制的危机。然而社会中对危机迫近的感觉、对危机的预感却与日俱增。
意识形态机器开足马力，但是它在面对问题、社会中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以及击退反对派的进攻方面却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那几年剧院上演了М。Ф。沙特罗夫的《我们将这样获胜》、А。阿卜杜林的《第十三任主席》、В。С。罗佐夫的《聋人之家》，其中提出了我国生活的重大问题。社会上各种非法出版物不胫而走，数不胜数，非正式的画展频频举行，其主要基调是对现存体制提出抗议。
勃列日涅夫恰在此时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作例行的预防治疗。他的病房里除了医护人员的隔间而外，还有个接见探视者的房间。这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说说话，喝喝啤酒。我们一行人就来到这里，有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我。
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仿佛情绪高昂，似乎要想向我们表示他一切正常。他也确实没有重病在身的样子。甚至穿着打扮也不像个病人：时髦的西裤，拉锁式运动衫。只有了解他、记得他动作灵活的人，才一眼就看出他举止有些迟缓。
我们彼此寒暄问候，围桌而坐，讲了讲一般的话题：身体和日常的事务。然后勃列日涅夫问道：
“咱们的全会怎么样了？”
大家都转身对我。
“正在准备，到了最后阶段。起草了与纲要有关的一揽子决定。至于说到规定的指标，那都是现实的。剩下的工作是就拨款来源协调一下各方的立场。”
勃列日涅夫当即作出反应：
“全会要开。只是有个问题：你们一直给我做工作，确定由我来作报告，可你们自己连拨款问题都没说好。怎么，让我两手空空上讲台吗？”
“哪能呢，哪能呢，列昂尼德·伊里奇，”契尔年科噌地站了起来。
“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会说好的。”吉洪诺夫也随声附和，不过这听起来有些言不由衷。
这次会见不知怎的令我突然想起1978年，矿水城车站的站台。也是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只不过这次加了个吉洪诺夫。同样是一种即将发生变动前的惶惶不安的气氛。
安德罗波夫沉着冷静，一言不发，只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已经知道，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他将当选为中央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吉洪诺夫也知道此事，因此会见过程中一直慌乱地不时往安德罗波夫那边看看。契尔年科还不知道谁将成为中央书记，但是猜到了不是他，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未对他作过任何暗示。契尔年科十分难受，焦急不安……
谈话继续进行。为了减轻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讲话的负担，我们商定事先将粮食纲要和一揽子政府决定都发给中央委员和列席人员。总书记只需作个简短的报告，介绍一下这些文件。说到这里，大家就分手了。
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出来，我与契尔年科同车前往老广场。
“谢谢您的支持，”我对他说。
契尔年科正在想自己的心事，不过他还是回答了：
“好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起来，谁的眼色也别看。”
我知道契尔年科对吉洪诺夫没有好感，这里是在影射他。
“既然总书记立场明确，”我说，“未必还有谁会出来阻拦。不过您也得有个思想准备：我想现在您那儿的电话也会多起来的。”
与吉洪诺夫进行关键性谈话的时刻到了。这不是什么乐事儿，可是没有他的参加，我的计划仍然会面临威胁。
会见即将举行。那是在克里姆林宫内进行的，持续了4个小时。我挑选了关于所有问题的详尽资料，论据看来是“攻不破”的，然而一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