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特别是他所收到的关于原子弹已研制成功的电报，上面写的是：“婴儿平安降生。”
我们是在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的五年前去德国的。当时昂纳克已显示出很强的信心。访问结束时他出面与代表团谈话，对我们十分友好。
我们就此次对民主德国的访问向中央写了报告，结论是民主德国进行改革的经验值得密切注意。其实，当时类似的报告又何止这一份。
保加利亚我是通过斯塔夫罗波尔和帕扎尔吉克之间地区交流的渠道去的。我们前去参加社会主义保加利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典。曾有过多次会见、集会和演说。彼此无数次地表达了亲切情感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决心。也没有忘记谈正事，讨论了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原来保加利亚人在区一级有更大的权限，我们却事无巨细均需经过莫斯科批准。此后不久担任保共区委书记并来斯塔夫罗波尔访问的季米特尔·茹廖夫对此感到特别费解。他后来成为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我与他私交不错。
1974年我再次来到保加利亚；曾去过索非亚、希普卡、普罗夫迪夫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国家面貌明显改观。出现了许多新的住宅小区、尤其是私人住宅，许多新的工厂、温室、道路。还有葡萄园、按照新工艺种植蔬菜的园地，处处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国家眼看着面貌一新。我们以为国家采取了正确方针。当时还不知道，出现了让人忧心忡忡的因素，国家没有做到量入为出，已到还债高峰。
最艰苦的大概要算是196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了。代表团成员中有时任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利加乔夫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需要就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前途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抵达时该国有17个青年组织，没有一个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在布拉格、布尔诺、布拉迪斯拉发有过多次会见和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当局如何赢得青年的信任。然而；难道可以将这个问题与该国在1968年8月21日行动之后的形势这个大环境割裂开来吗？如果说我们当时感到不舒服、不痛快，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是本能地感到了这一行动受到人民的愤怒谴责和批驳。当然，“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双方都是通过集团利益来看待许多事情，而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不惜利用极端的措施。在这场殊死搏斗中，整个整个的国家往往成为兑换用的辅币。此话不假。但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看得很清楚。
布拉格本身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可说是休眠状态。东道主认为还不能让我们到劳动集体中去，他们自己也举棋不定。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听到的回答是：“分析分析情况后再去。”他们不仅不知道如何到群众中去，而且害怕群众。
大学生节的前一天，我们来到布尔诺，当地决定安排我们参观一家大型工厂。我们到了车间，谁也不愿与我们讲话，工人对我们的问候置之不理，故意示威性地扭过身去，让人很不愉快。大多数工厂党委成员对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原来；1968年8月该厂职工支持杜布切克政府，为了消除他们的影响，派部队进驻该厂。1969年8月布尔诺频频发生大规模反对现制度和苏联政府的行动。总之，局势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代表团每天24小时都受到武装人员的保护。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5）
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市的全景令我们惊讶不已：实际上市中心的建筑物全都留有弹痕，墙上则涂满了反苏的文字。代表团由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拉维克出面接待。起初倒还心平气和，但当我方有人提到列宁赞成国家搞联邦制、却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党的建设中采取这种办法时，第一书记便拂袖而去。次日早上，领导人无一露面，是中央机关的一个熟人出来圆的场。下午，我们登上德文山，向解放斯洛伐克的战斗中牺牲的苏军烈士默哀致敬。阳光和煦。山下，多瑙河波光粼粼。远方，维也纳的金色轮廓依稀可辨。我们思绪起伏、忐忑不安地告别了布拉迪斯拉发。
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农村居民点（名字记不起来了）。村民用面包和盐、美酒、音乐款待我们。这样一来，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大家直到深夜才散，我们和主人都是一吐为快。我想起来，父亲就是在这里的科希策山下受的重伤。
原来，农民在接受同“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方针有关的自由主义新事物时，怀有一定的戒心和对自己事业的担心。而一年后我再次来到捷克斯洛伐克时，村民与我国军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尽管对苏联的积怨问题依然存在，不过至少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
那么；苏联领导人用来为1968年8月21日行动进行辩护的论据究竟是什么呢？一是华沙条约国家受到了外来的威胁，二是内部的反革命在西方的支持下蓄意践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然而结果是劳动人民自己不愿这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否确有其事呢？1968年年中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该国可能退出华沙条约的文章，这反映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立场，换言之，这是国内局势发展的结果。
在访问中我听说，苏联领导人对由诺沃提尼取代杜布切克表示欢迎。诺沃提尼要求给以支持，苏方答复说：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新领导人以为这个答复就意味着苏共打算将当初中断的改革继续下去。此外，苏共中央1964年十月全会、十一月全会的公报，次年关于农业问题的三月全会的公报，工业中的“柯西金改革”，无不使人产生认真改革的希望。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展、其倾向和进程使我国领导人吓破了胆，他们立即放弃了自己在经济方面微不足道的改革打算，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自不必说，从此就卡得更紧了。
我回来时心情很沉重，我想到我国的事情与1968年8月的直接关系。回国后我与叶夫列莫夫有过一次谈话。他听得很仔细，但反应冷淡，一本正经：
“好吧，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已经组成，但愿他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使国家走出危机。”
70年代我还访问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时是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有时应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邀请去休假。
休假的时间较长一些，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一个国家，了解该国人民的生活情况。第一次是 1971年对意大利的访问。
我早在中小学年代学习古罗马史时，就留下了具有浪漫色彩的印象。上大学时我钻研了两年拉丁文，读过西赛罗的演说，虽然是结结巴巴的！但我对罗马的法律尤其入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能够制定出法律准则，它为后来的欧洲文明缔造者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又成了对市场和平民社会进行调节的基本原理。而我们到了改革期间、到了20世纪末，却还得去证明这二者的必要性。
去意大利之前，我曾见过意大利人，但那都是匆匆的会见。有一次我曾参加某大型机械制造厂工人与卢伊吉·隆哥①的会见。
苏共二十二大期间，我曾参加大会代表与陶里亚蒂②的短暂谈话。1961年莫斯科世界青年代表大会期间我被分到意大利代表团。当时我还与代表那不勒斯学生运动的奥克托见面认识。我甚感惊讶的是意大利人不愿遵守组织准则：代表大会期间他们从未准时到会过。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为大会的成功做了不少工作。我对卡斯捷利诺说：
“帮帮忙吧，我简直拿你的同胞没有办法。他们要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安静下来，可开会前得拿吊车去搬他们，否则都起不来。”
她笑着反驳我说：“米克尔，你有什么法子呢，这就叫做意大利人。你懂吗，意大利人。”
这就是全部答案。免不了也出笑话。文化委员会就创作自由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种观点针锋相对，《青年技术》杂志主编瓦西里·扎哈尔琴科持尖锐批评的观点。他讲道，不久前在巴黎去一位画家朋友家里作客，注意到一幅以抽象派风格创作的女人像。他问画家是否想同这位女人一起上床，画家说，那干吗，我妻子很漂亮。扎哈尔琴科试图拿这个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