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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和1976年两年，斯塔夫罗波尔又遭到极其严重的旱灾。两年连续干旱已属罕见，两年干旱再加上严寒和春天的沙尘暴，这在斯塔夫罗波尔的100年间也只有3次。1975年和1976年正好属于此列。1976年最为严重。占播种面积一半的谷物、玉米、豆类、牧草全部枯死。农民们预感到大难临头，纷纷抛弃房屋土地，迁至城市郊区和邻近的共和国。面临着127个农庄停止活动的问题，这个数字占了边疆区的三分之一。
5月29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往阿尔兹吉尔区——干旱地区。我要在当地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人。我同塔拉诺夫乘坐“玉米机”（安12）作超低空飞行，下面是庄稼枯死的田野，绵延近300公里。只是在有局部性水源的地方，小小的绿洲泛着耀眼的绿色，而绿洲的周围一直到地平线上，则是一片黑色。
沉重的思绪始终萦回脑际。给人们说点什么呢？草原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久经锻炼，谈问题不拐弯抹角。这里出了许多大领导人，这绝非偶然：这里的人只要能取得成就，任何工作都可以交给他做。飞机着陆后即前往文化宫见面。走进会场，人们以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们。
在此之前不久，同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副部长加里宁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谈话。他是本地人，斯塔夫罗波尔人，未当部长前任边疆区农业局局长。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想推掉自己的责任吧，不过在去各个干旱地区跑了一圈之后显然是张皇失措了，一再地说得马上把牲畜总头数降下来。
办公室里坐着我的朋友——边疆区执委会副主席格奥尔吉·斯塔尔希科夫，此人寡言少语，但内心充实，行为果断，曾是海军的前线战士，他拍案而起：
“尤里·彼得罗维奇，你干吗惊惶失措？你是来帮忙还是吓唬人来了？你不来我们就够难受的了。我们对一切负责，全都自己承担。”
加里宁一气之下，打道回府，并在中央作了相应的汇报。第二天卡尔洛夫给我来电话。此人坚定沉着，从不惊惶失措，可他的声音里也透着紧张：
“听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里宁不知所措了。他认为您对形势估计不足。我看他把库拉科夫也鼓动起来了，所以您就等着电话吧。”
果然，库拉科夫很快就来电话了：
“你们那儿在想什么呢，米哈伊尔？……” 他生气地开始说。
这些日子白天黑夜连轴转，神经极度紧张。因此为了不至于控制不住自己，对人家说话的腔调不作任何反应，我回答得特别冷静：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经过反复考虑，而且是认真地考虑。眼下才是6月，还有整整一夏天呢。多少还有些富余时间。要是现在就把牲畜和羊只宰掉，就得关掉将近三分之一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那些迁走的人把一切都扔掉了，他们到城市郊区去买房。把废弃的农庄恢复起来，得用几十年的时间。我是打算尽量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
库拉科夫沉默良久，然后说道：
“你要是有把握，就把全部责任承担起来。不过要小心……”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4）
他把电话挂了。不知道库拉科夫为何对我的论据做出如此激烈的、近乎病态的反应。真该死，我以为他的不满是因为1975年他在全国就像加里宁所建议的那样行事，一下砍掉了几百万头猪。
总之，我内心里做出了决定，我的亲密战友都表示赞成。这也就决定了我在阿尔兹吉尔讲话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我说道，“灾情很重很重。可是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熟知它的古怪脾气和变化无常，这不用多说了，我们大家全都很清楚。边疆区有一半的地界上庄稼都枯死了，但另一半情况正常。我们就来考虑一下，如何保住农庄，拯救牲畜吧。”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声音……
“把一部分牲畜、特别是肉畜赶到山上牧场去。在那儿养肥宰杀。储备饲料的工作马上发动边疆区全体居民人人参加，无一例外。给草原居民在风调雨顺的地区拨出种饲料的土地。不这样做，就一切都毁了。总之，边疆区支持我们。相信国家也会支援的……”
饲料是在峡谷和林带、道旁水沟和城市草坪、邻近地区采集的。就连到疗养院休养的人们也参与了这场全民运动。储备的饲料均运往干旱地区。我紧急飞往莫斯科，把情况全都对库拉科夫讲了，然后去找勃列日涅夫。新粮尚未下来之前国家就向斯塔夫罗波尔人提供了紧急援助，拨给6万吨精饲料。缺水也是一大灾难，首先是人，牲畜也得喝水。只好从边疆区其他地方运水。这件事也办了：有两个月城市里的运水车、洒水车全都销声匿迹。
不久下起了雨。赶快抢种了晚熟青草和玉米做青饲料。粗饲料和多汁饲料的问题解决了。年底从国家资源中给遭受旱灾的农庄拨出了70万吨精饲料。边疆区得救了。
1976年夏天，我最终确信：不搞休闲地，稳产问题无法解决。又是捷列先科及其追随者的经验把我说服的：这年夏天他们的小麦虽受点影响，却经住了考验。8月份我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的报告，对于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特殊条件下向“旱地耕作系统”过渡进行了论证。我拿着报告去找库拉科夫，明明知道他是休闲地的坚决反对者，因为他的出生地和以及度过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地方都在库尔斯克州、奔萨州。不过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粮食收购计划不变，让农业工作者有权自己决定如何在土地上工作。库拉科夫尤其感到不安的是谷物种植面积的减少。
“种植面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让他相信，“您知道吗：我们的小麦种植面积将近200 万公顷，其中有25万公顷是在收割玉米和向日葵之后播种的，那已经晚了。麦苗弱不禁风，一碰到寒流就冻死了。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已在边疆区许多集体农庄作过试验。我还要说，有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汇报说他们播了冬小麦，实际上说的是假话：他们不愿意浪费资源和人的劳动。”
“你要是想冒险，”他最后说，“就去找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要是点头，我不会反对。”
勃列日涅夫此时在克里米亚休假。我就把报告给他寄去了。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晚上边疆区党委打电话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封很重要的密码电报。”
我去了。原来根本不对，甚至完全相反：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一批院士致信所有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们认为已经具有推广播种冬小麦的有利条件。可我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说的是减少播种！当然，院士的信的诞生离不开库拉科夫的参与。
又过了一两天。终于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我想过，也跟人商量过。你知道吗，我想起了哈萨克斯坦。捷连季·马尔采夫当时对我说，没有休闲地可不行。你就干吧，我支持你。”
我明白，勃列日涅夫这几句话是经过长时间的疑虑之后才说出来的，因为反对搞休闲地的偏见实在太厉害了。后来我才得知：恰好当时鄂木斯克州委书记谢尔盖·马尼亚金在克里米亚休养。他是我们边疆区阿尔兹吉尔区的人，几乎天天与总书记助手一起散步，当问起他休闲地的事情时，他回答说：戈尔巴乔夫说得对。有时紧迫的问题竟是这样解决的。
我又飞往莫斯科。会同库拉科夫起草了政治局和政府关于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采用旱地耕作制的决定草案。不久即获通过。不过也同关于农业的其他决定一样，马上就有人试图将其封杀。最先表现出“警惕性”的是俄罗斯部长会议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令我惊诧莫名的是政治局随后作出的关于在全国所有地区扩大谷物种植面积的决定。但我当时已想好在任何压力面前决不退缩。我们坚持下来了。
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收成不错，我们的丰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休闲地的积极作用，归功于使我们能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收割任务的“伊帕托夫工作法”。1978年更是获得空前大丰收：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平均每人两吨粮食。旱灾造成的创伤正在结疤，损失的东西正在恢复。就连那些跑到城市郊区的人也纷纷返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