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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垄断，取消昔日“省长”或“有封地的公爵”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
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失败。
不错，当政治领导高层爆发战争时，他赢了第一轮。1957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不让把赫鲁晓夫搞掉。让那些习惯于把地区书记看成无名小卒的党内老“元帅”靠边站，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的公开赞同，他们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
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将州组织一分为二、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此外，当时做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根”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中引起了消极的反应，直接在劳动集体中开展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身上。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人民中间也失去了威信。苏斯洛夫在1964年十月全会前夕曾表示担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引起人民闹事，这纯属多虑。1961年的货币改革最终打击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农民宅院经济的讨伐搞得农村中怨声载道。1963年收成不好使粮食形势紧张起来，导致食品价格的“临时”提高。赫鲁晓夫与军队、与科技界创作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恶化了。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性论据已足可为“宫廷政变”开脱了，然而在“人民福利”的漂亮辞藻后面，仍然首先是党的“将军”和“军官”保住自己权力的愿望。1957年曾经支持过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0月将他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且还进行抵制。
如今在回顾历史时，我认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后）至60年代中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而且极其重要的时期。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1）
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
1960年1月，列别杰夫被别利亚耶夫所取代，Н。И。别利亚耶夫此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铁米尔套发生悲剧事件之后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在当地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骚动。别利亚耶夫仿佛是“流放”到此。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不知所措，心神不安，半年之后就离开了斯塔夫罗波尔，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成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库拉科夫出生于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
边疆区对库拉科夫表示欢迎，对他寄予希望。他当时42岁。与前任不同的不仅是年轻，还有令人羡慕的果断、性格开朗、个人魅力。至少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且不仅是我一人的印象。
库拉科夫一来，边疆区党的机器转速加快了。这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反映在干部工作方面。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和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后，我如今也愈来愈多地从事党的工作：深入各区，参加制定决议以及在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边疆区党委的会议花去的时间特别多。库拉科夫不断交给新的任务，仿佛在考察我，看我都能胜任哪些工作。
1962年1月在总结和改选的代表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周之后，库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议从共青团的工作转到党的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边疆区党委派驻各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组书记。1962年3月，我成为边疆区党委派驻斯塔夫罗波尔管理局的党组书记，该局将市郊的施帕科夫斯基、特鲁诺夫斯基和科丘别耶夫斯基三个区联合到一起。对于物色党组书记一事十分重视，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为此还被请到苏共中央去谈话。
我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整天跑农庄，常常连夜里也搭上，为建立新的管理机构而奔忙，相信指靠内行就一定会有收获。我留任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经常与库拉科夫见面，他仍一如既往，交给我各种任务，邀我一起到区里各处视察。
因此，196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更加显得意外了。
边疆区党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农业劳动者的公开信问题。这样的公开信当时多如牛毛。那些对宣传鼓动部长И。К。利霍塔没有好感的人挖苦他是“聪明得像掉到头上的砖头”，他突然对我发难，说我犯有对社会主义竞赛估计不足和其他类似的毛病。我起来反驳，于是出现了互相争吵。库拉科夫建议成立调查组检查我的工作，在8月7日的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库拉科夫完全“把我出卖”了。他说我“在落实中央公开信的工作中不负责任”，他的发言不够公正，言辞激烈，态度粗暴。
我急切地想起来反驳，却一直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在返回区里的路上，我的同路人、老资格功勋农艺师、昔日“穿蓝工作服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恰钦见我还在生气，便问道：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让你发言怄气啊？”
“那当然啦，”我回答说。“这不光是申斥，还是毫不客气的攻击。难道可以这样吗？别看我很敬重库拉科夫，我可不吃他这一套。”
恰钦宽厚地看了看我。
“好吧，就算你发言了，讲了你的意见。你以为你就能让大家都相信你是对的、库拉科夫不对吗？荒唐。好吧，好吧，”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万一是另一种情况：你发言了，积极分子不管怎么样，全都支持你。那么库拉科夫呢？你真的以为他就把你的这桩事忘了吗？你是了解他的脾气的。所以你就听我的一句忠告吧，记住：最好的发言是没有念出来的。”
这件事之后，一些同事开始把我看成不可救药的人。当机关的一位女同志搬出库拉科夫来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的工作经验的材料时，我简直是受宠若惊。
“苏共央正在综合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联合体党组织的最有意思的材料，”她说，“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①认为你的看法正好合适。”
11月底，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开始了上面提到的将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一分为二的〃伟大〃实践。库拉科夫邀请我到他那边去，岂料他居然建议我调到新成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我于1963年1月1日走马上任。
因为苏共已经取代了一切，实际上不仅是充当领导，而且履行了管理社会的功能，与其他部相比，党的组织部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部所管的问题范围也相当宽泛：除了边疆区党组织的组织工作而外，还要“照管”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工作。
不过主要的是，干部都在组织部的主管范围之内，这里包括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种重要职务，从非同小可的党内职务到工厂厂长、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主任。也就是党内行话所说的“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这首先是保证边疆区党委掌握实际的权力。
在局外人看来，干部工作无非是缠讼不休的处理公事的拖拉作风，审理机构的纠纷，其他不大值得称道和不大令人愉快的事情。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