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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我们这个队里的男子汉个个都很健壮，年纪轻轻，却饱经风霜，因为大部分都上过前线。当时父亲37岁。我年龄最小，才15岁。我坐在那儿，一面吃着，一面听他们说话。
这时，队长跟我来劲儿了：“你干吗傻坐着？粮食收完了。你就喝吧！应该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看看父亲，他一言不发，暗自笑笑。有人递给我一杯……我以为是伏特加，其实是酒精。喝酒精可有一套特殊的“操作规程”：要在出气时喝，接着也不换气，马上喝凉水压压。
我却随随便便就喝掉了。
我大出洋相！机械师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数父亲笑得最厉害。这堂课确实大有好处：此后我再未从伏特加或者酒精中体会到任何乐趣。为了报仇雪恨，当即商定取笑给我出难题的队长。给他的杯子里斟上酒精，又给递上一杯，里面不是凉水，还是酒精……队长呼出一口气，接过第一杯，然后是第二杯……大家又是笑得个前仰后合。他却只是沮丧地发出咳咳声，真是个坚强的男子汉。总之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可以说是朋友。在困难的生活中相互帮助。也善于好好工作。
多年之后，我已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每次回乡都要去看望当年曾在我们队里干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他们都已上了年纪。见面时没有任何官样文章，大家都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拖拉机队在我的心中永远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至今与这些人关系密切，可惜许多人已不在人世。
顺便说说，在田间劳动之后，学习已经不是什么负担，倒成了一种乐趣和享受。在联合收割机上干活的时间长了，头几个星期因为长上手茧，指头都打不了弯儿。我甚至还为这些手茧而感到自豪呢，不过丝毫没有瞧不起脑力劳动者的意思，有些自称“工人”的人往往就有这个毛病。从我们这个生产队的情况看来，真正的工人倒不这样。至少对我们农村里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农艺师，对学者都是很尊敬的。其实这并不重要。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人们都是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一个标准来判断你的实际价值。
那年头的粮食来之不易。1946年的年成不好，正好在种粮区发生了旱灾。如果官方的统计可信的话，全国共收获粮食3960万吨（其中国家收购1700万吨）。而1940年为9570万吨（收购 3640万吨）。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许多州已并非第一次出现饥荒。
斯塔夫罗波尔的年景也并不算好。1947年春天，斯大林格勒的人纷纷涌到我们这里来（是饥饿逼的），提出拿手里的东西换粮食。没有粮食换给他们，连自己都是捉襟见肘，但还是给换了。
1947年对全国说来是比较顺利的一年。 共收获粮食6590万吨（收购2750万吨）。战争刚告结束，就向人民许诺一年后取消凭票证供应食品和工业品的制度。1946年的旱灾使这项措施推迟了一年。1947年12月终于取消票证。那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我们并未因此感到特别的高兴。在斯塔夫罗波尔，这一年收成不好。勉勉强强地把冬天度过，全部希望都寄托在 1948年的收成上了。
谁知刚刚开春，4月份就开始有沙尘暴频频袭来，这是可怕的旱魔伴侣。“又要倒霉了，” 父亲说道，“数数看，战后连着第三年了。”不过几天之后就下起了温暖的雨。下了一天，两天，三天……庄稼直往上窜。
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丰收。平均每公顷收获22吨。这在当时，尤其是连着几个灾年之后，算是成果空前了。1947年以后，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条命令：凡用联合收割机脱粒谷物1 万公担，即可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脱粒谷物8000公担，即可获得列宁勋章。我和父亲脱粒谷物8888公担。父亲获得列宁勋章，我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当时我17岁，这是我最珍贵的勋章。获奖的消息是秋天得到的，各个年级都集合起来开大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很难为情，不过当然心里很高兴。当时我还得在大会上讲话，这也是第一次。
可以说，1948年对我们家来说，如果不是幸福的一年，那至少也是顺利的一年。对全国说来这也是个好年头：战后取消票证的第一年。尽管取消后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翻了几倍，毕竟造成一种生活在逐渐走入正轨的感觉。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12）
1947年9月7日，我已经16岁，我的弟弟降生了。我记得天刚亮时，父亲叫醒我，让我换个地方。我搬走后又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父亲说我现在有小弟弟了。我建议给他起名叫亚历山大。生活的安排使我从1948年起就实际上离家单过了。弟弟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得到父母的关爱。他的童年少年完全不同。这一切都影响到性格，影响到对生活的态度。亚历山大的一切都不一样。我觉得是更简单更轻松。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试图按照我的生活准则去改造他。我一直跟他“战斗”，多少有些收获。但是，弟弟却依然故我。
经历了可怕的战争之后，国家正在从废墟中挺立起来。几年之后我往来于莫斯科和斯塔夫罗波尔之间时，曾经到过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满目疮痍，废墟遍地。几次我去莫斯科都路过斯大林格勒。我特意安排为早上到达，晚上或者夜间离开。在城中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圆顶缓坡山冈，甚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七八年之后，这里依然遍地是炸弹、地雷、炮弹的弹片。我还去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崭新的城市正在逐渐地、年复一年地矗立起来。
全国上下度日维艰。那不叫生活，而是为生存而斗争。战争期间人们懂得：应当拯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祖国。想的是：等战争结束、打了胜仗，就好好地过日子。然而战争结束之后，尤其是头几年，没有多大起色。仍然是艰苦的劳动，仍然在幻想：等重建结束、恢复工作完成之后，总算可以过上人的生活了。这种希望甚至使最劳累最卑微的工作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有意义了，它帮助人们经受住一切艰难困苦。
就是这样地勉强度日。那个年代什么都有：有艰辛也有欢乐，有痛苦也有希望，这是生活本身的矛盾。那些今天要研究我国历史的人，应当善于将它的每一个时期、每一桩事实放到更加广袤的背景中来审视，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无法理解那些事件，也无法理解那些人。
如今在回首往事时，我愈益确信：父亲、外公潘捷列伊，他们对职责的理解，他们的生活本身，行为举止，对事业、家庭和国家的态度，无不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为我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在父亲这个来自农村的普通人身上，大自然赋予了如此丰富的文化修养、钻研精神、聪明智慧、人情味儿和许多其他优秀品质。这使他在同村人中间明显地出类拔萃，人们对他既尊重又信任，把他当做“可靠的人”。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不但有亲子之情，而且对他十分依恋。诚然，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好感从来不挂在嘴上，这都是纯真的。成年之后，我愈来愈佩服父亲。他令我吃惊的是永远对生活充满兴趣。他关心自己国家和遥远国度的问题。他可以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听乐曲听歌曲。经常阅读报纸。
我们的见面往往变成了回答问题的晚会。如今是我成了主要的回答者。我们仿佛交换了位置。我始终佩服他对母亲的态度。那不是表面上惹人注目甚至矫揉造作的态度，恰恰相反，是一种从容、质朴而亲切的态度。不是故意做出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无论哪一次从外面回来，都要给母亲带礼物。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一见如故，每次与她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学哲学很感兴趣。我认为“哲学”这个字眼本身就对他有着神奇的作用。父母对伊琳娜的出世喜出望外。伊琳娜在爷爷奶奶家过了好多个夏天，她喜欢坐上两轮车在田野里转，喜欢割草和在草原上过夜。
我是在已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五大时，听说父亲突发重病的。当即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乘飞机返回斯塔夫罗波尔，再驱车赶到普里沃利诺耶。父亲住在村医院里，已不省人事，我们终究未能相互说说最后告别的话。他的手握住我的手，他已经无力再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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