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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之下，印加帝国仍是又老实了一步。
广场上那个拿手提箱的人一直在被人拒绝着，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却不气馁，步子缓缓的又向另一个游客走上去。看来不像讨钱的样子，每一回的失望，使我的心便跟着跳一下，恨不得在这已经几十次的探问里，有人对他点一下头。
雨，便在同样的正午，撒豆子似的开始落了。广场上的人一哄而散，剩下远远的提着公事包的男人，茫茫然的站在空地上。
我坐在石阶背后是教堂的大木门，躲小雨是个好地方，再说，雨来的时候，便套上了桔红色的一大片塑胶片，又在教堂的门环上斜撑了伞。
这一来，坐着的地方即使在雨中，也是干的了。也许是水中的那一块桔红色过分鲜明，远远的身影竟向我走了过来。
我钉住那人渐走渐近的步子，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向我逼上来，这人到底在要什么？
还没有到能够讲话的距离，那张已经透着疲倦而淋着雨丝的棕色的脸，先强挤出了一个已经赔出过几十次卑微的笑容来。
我的心，看见他的表情，便已生出了怜悯。
“日安！”也不擦一下雨水，先对我鞠了一躬。“坐一下吧！这里还是干的！”我挪了一下身体，拍拍身边的石阶。
他不敢坐，竟然吓住了似的望着我。
那只势利的小白狗，对着来人狂吠起来。
既然我已是他广场上最后的一个希望，就当在可能的范围里成全他了。
“请问你喜欢音乐和舞蹈吗？”他问。
我点点头，撑着的伞推开了一些。
“我们，是一个民族音乐舞蹈团，想不想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呢？”这几句话，也说得怪生涩害羞的。“你也跳吗？”我问他。
“我吹‘给诺’！”他非常高兴的样子，急急的回答着我。给诺便是一种印地安人特有的七孔芦笛，声音极好听的。“音乐家呀！”我笑着说。
想到这个可怜的人还站在越下越大的雨里，我不敢再多扯下去。
“多少钱一张票？”赶快问他。
“不多的，才合三块美金，两小时不中断的表演，可以拍照——”
他紧张起来，因为价格已说出来了，对我又是贵不贵呢？“给我三张。”我站起来便掏口装，里面的秘鲁零钱折算下来少了一千，也就是两块美金左右。
不愿意当人的面到背后暗袋中去提钱，我告诉他钱暂时没有了。
“那么你晚上来的时候再补给我好了。”他迁就的说，竟连已付的钞票都递上来还给我。
“这些当然先付了，晚上再补一千，好吗？”眼看是个没有生意头脑也过分信任他人的艺术家，好不容易卖掉了三张票，怎么连钱都不知要先收下的。“我们的地方，有一点难找，让我画张地图给您！”他打开公事包，找了白纸，蹲在雨中便要画。
“票上有地址就找得到。您淋湿了，快去吧，谢谢了！”两个人彼此又谢了一回，他离去时我又喊：“别忘了我欠您的钱呀！”
回到宿舍去找米夏和埃度阿托，他们都不在，我便下楼去看电视新闻去了。
看得专心，头上被雨伞柄剥的敲打了一下。“做秘鲁人算罗！我们部长讲话，傻子听得像真的！”我见是埃度阿托这么说，便笑了起来。
“晚上请你看民族舞蹈！”我摇摇手中的票子。“请我？做秘鲁人一辈子了，还看骗游客的东西？再说晚上那种狂雨酷寒，谁愿去走路？”
“才三块美金一张呀！”我说。
旅行中，三块美金实在不能做什么，再说古斯各花钱的地方太多，一张大钞出去便化了。
“这个路要是再不修好，我们是被闷死，连观光客做的事情都会跑去了，民族舞蹈，唉——”埃度阿托又说。“不去玛丘毕丘我是绝不走的。”
为了对那座失落迷城的疾心，一日一日在等待着雨歇。旅馆内的早餐不包括在房租里，当然不敢再去吃了，外面便宜的吃饭地方太多了。
“票买了，到底去不去呢？”我又问。
“这算一个约会吗？”埃度阿托笑嘻嘻的说。“神经病！”骂他一句，还是点头。
“好，晚上见！穿漂亮一点啊！”他走了。虽然请旅馆傍晚六点钟一定唤我，又开了闹钟，又托了米夏，可是还是不能睡午觉。
索诺奇这种东西，别人发过便好，可是我每天午后仍是要小发一场，不得不躺下。
“紧张什么嘛！就算去晚了，也不过少一场舞蹈！”米夏说。
“我想早些去，把欠钱补给人家，万一开场一乱，找不到人还钱，晚上回来又别想睡了！”
“他那里会逃掉的，你头痛痛傻啦！”米夏说。“那个人吹吹笛子会忘掉的！”我仍坚持着。吵吵闹闹，黄昏已来了，而我的头痛并不肯好一些。风雨那么大，高原气温到了夜间便是突降，埃度阿托说他要看电视转播足球，无论如何不肯出门，赖掉了。“你要跟去的哦！是工作，要去拍照！”我威胁米夏，只怕他也不去。
那个市场地区白日也抢，晚间单身去走是不好的，舞蹈社的地方大致知道在那附近了。
多余的票白送给街上的行人，大家看了都说不要，好似我在害人似的。
也没吃晚饭，冒着大雨，冻得牙关打结，踏着几乎齐膝的泥浆，与米夏两人在风里走到裤管和鞋袜透湿。其实我也是不想看这种观光表演的，谁叫欠了人的钱，失信于人这种事情实在做不出来。
到了地址的门牌，里面悄无声息，推开了铁门，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一扇门内都有人探头出来。
“看跳舞吗？再往下走——”有人喊着。
经过一家一家的窗户，里面的人放下了煮菜的锅子，张大着眼睛，望着我们穿过。
难道看表演的人如此稀奇，也值得那么张望吗？他们每晚都在表演的啊！
弯弯曲曲的走到了底，一扇毛玻璃门被我轻轻推开，极大的剧场厅房竟然藏在黑冷的走廊尽头。
没有人开灯，近两百个全新的座位在幽暗中发着蓝灰色的寒光。
看看米夏的表正是六点三十分——票上写的开场时间，而里面是空的。
我们不知如何才好，进退两难。
回到走廊上去站着，这才看见白天的印地安人匆匆忙忙的进来了，看见我们，慌忙道歉，跑着去开了全场的灯。“其他的客人还在吃晚饭，请你们稍稍等十五分钟，不然先去对面喝杯咖啡再来好吗？”
他的脸是那么的疲倦，那身旧西装已经全湿了，说话的口气尽可能愉快有礼，可是掩饰不住那份巨大的悲愁。“早晨欠的另一千先给您！”我说。
“啊！谢谢，不忙的！”他弯了一下腰，双手来接钞票。
三个人难堪的对立着，大家都不知说什么才好！“真的，我们的票，全卖给了一个旅行团，他们在吃饭，马上要来了——”
“我们去喝杯咖啡再回来，不急的。”我拉了米夏便往外走。
临行还是托了那人一声：“第三排靠走道的位子请留下给我，别给人占去了呀！”
“不会的，一定给您，请放心”他说着说着好似要哭出来了似的。
我快步踏到外面去。
对面哪儿有什么东西喝，一组电动玩具响得好热闹。我们才在街上，便看见那个提着公事包男人又在大雨倾盆的街旁，拦住了每一个匆匆而过的路人，想再售一张票。“您想他是不是骗我们的？没有什么旅行团的客人了？”我问米夏，两人便往广场的方向走回去。
“不会吧！游客那么多！”
到了广场的走廊下，那儿的地摊边全是买土产的外国人，外面倾盆大雨，走道上仍是一片活泼。
那个可怜人，竟还在拚命销票，彼此几次又快碰到了，都躲开去，看也不敢再看。
已是七点半了，我们不得不再走回跳舞的地方去。里面灯亮了，布幕的后面有人悄悄的偷看我们，一只辫子滑了出来，一双黑眼睛明丽如湖水。
我移坐到第一排去，米夏在我旁边。
这么深远的空虚，在静极了的大厅里，变成了一份看不见的压力重重压在我的双肩上。
除了我们，另外近两百张位子全空。
提着公事包的人匆匆赶回来，低着头，一手擦着脸上狼狈不堪的雨水，逃也似的推开通向舞台的小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