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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祭品的。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他在庆典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了。他忠实地执行了最高当局的命令，并身体力行地带着孙子和家人一起参加游行。当然，第一个听懂历史嘲笑的，也是雪比斯基，而不可能是高呼口号的群众。二十五年后他那巨大的绝望仍像核子云层一样笼罩着我。我想，他是被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人性和良知击垮的。当然还有恐怖的幻象，连篇噩梦，以及对自己所寄身的庞然大物的不祥预感。
二十五年后，我们仍然无法知道这次核事故死难者的准确数字——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在莫斯科第六医院（当时唯一可治核辐射的医院）和其他不知名的医院悲惨死去，然而苏联当局却禁止医生在死亡证明上提及“辐射”死亡。他们要抹掉任何一点“非正常死亡”痕迹，以便掩埋真相，让后人查无实据。既然你们已经死了，就不能再往“社会主义苏联”脸上抹黑了。
我本想把她们的名字一一说出无奈名单已被夺去，无从得悉我为她们织就一块宽大的裹尸布用偷偷听到的她们的只言片语我随时随地都把她们回忆哪怕新的灾难临头也不会忘记即使我历尽磨难的嘴被堵住亿万人民也会用我的呼喊抗议阿赫玛托娃：《钉十字架》
当然，官方有一个统计，二十年间共有四千多人死亡。而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发现，死亡人数在九万人以上，受害者达九百多万人，随时可能命赴黄泉。官方与民间的统计结果相距悬殊。如此看来，切尔诺贝利成了一个双面镜：正面映照的是光明、安全、辉煌，背面显现的是骷髅、残肢、亡魂的凄号。切尔诺贝利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如今那儿的茅草长得比房子还高，灰蒙蒙的办公楼布满城堡般的裂纹，空荡荡的剧院偶有野狼或野狐光顾，保持原样的车间仿佛史前遗迹——篮球架的网兜里仍吊着一个篮球，一棵树毫不客气地侵入布满桌椅的教室；至于那辆期待着开往远方的列车仍无休止地晚点下去，高矗的黄斑斑的塔吊和分辨不出颜色的旗帜（应该是唯一仍在飘扬的苏联红旗），巨型游乐摩天轮像寓言一样悬停在空中；只有成堆的外星人般的防毒面具、锈成废铁的庞大车阵和白色直升机，仍在叙说着那场一劫难平的悲剧。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八百年，而持续的核辐射将持续十万年。以我的感觉，在整个切尔诺贝利的图片中，电流般击穿我的是从废墟中偶现的布娃娃的头颅和断肢，她们一直保持着半生半死的姿势，仿佛是上帝专门派来为死去的孩子们显灵的见证。问题是，至今仍有受辐射而畸形的胎儿在不断出生……
还是回到爆炸发生的那个凌晨时分。普里皮亚季小镇居民被巨响惊醒，他们纷纷聚集在城镇的铁路桥下，观看那冲天而起的烈焰——天空呈现出橘色、玫瑰红、钢蓝、钴绿等霓虹灯般的色彩，异常美丽。他们不知道反应堆重达一千二百吨的钢顶被掀开，八吨放射性的铀和石墨瞬间抛向夜空，相当于两百颗广岛原子弹。但事后不久，很多目击者都死了。这也许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代价最昂贵的观看了。他们想不到最可怕的噩梦，竟然是从最绚烂的彩虹开始的。
我承认我是吃了不少“讹兽”肉的。当然，你可以说那“讹兽”是神话传说，距今天太过遥远。然而，最近有关切尔诺贝利食人巨鼠的事儿在网上疯传，点击后令我毛骨悚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支九人科学考察小组进入切尔诺贝利，在探测取样时，蓦地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只见一头海狸鼠般大小的动物突然蹿出来：那是一只长约五十厘米的变形的大老鼠！暗灰色的毛皮，牙齿像鲨鱼一样锐利且长，尖足有两公分长，爪子像变形的铁钩子，没有尾巴，眼睛像两颗红宝石发出幽光。据称，它们是长期遭受强辐射后发生基因变异而生成的。不幸的是，科学考察小组接连遭到一群变形巨鼠的袭击，仅一人生还……无独有偶，我在网上看到地图上标示的核污染扩散区域，竟也状似一只巨鼠——硕大的鼠首位于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三国交界处，鼠腹以核电站为脐眼，基辅位于它的下方；连接它的颈部细如蛇形，鼠尾则翘向波兰方向……后来我也看到有关于食人巨兔的说法。不过，这样一来，便与人面兔身的“讹兽”扯上关系了：二者不仅相像，简直有点血缘了。我在想，现代社会是否仍存在产生寓言和神话的土壤？变异的巨鼠或巨兔带给我的恐怖，何以远超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泄漏所产生的恐怖？
“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时，他听到了敲门声……”
尽管切尔诺贝利一直有人在那儿轮换着守护，但唯一始终没撤离的是“列宁”。事故发生时他没有撤离，五年后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他依然没有撤离。他永远被留在了既是故乡也是异乡的那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我一直不知道该核电站是以“列宁”命名的。为什么这个正式名称要被有意省略或淹没掉？难道这个专有名词也与核事故一起发生了“爆裂”？二十五年后，我看到一张列宁半身铜像立于电站正门的图片：在一片枯黄的茅草和杂树中间，“列宁”久经烈焰和辐射的双重炙烤，他的整个脸部黯淡得呈灰白色，眉头紧锁并积满尘埃，底座和其上镌刻的字迹几乎完全锈蚀了。令人惊讶的是，左边两角植有两棵光秃秃的水杉，其下端的树皮均剥落了；与之对称的右边却根本无树，只有一棵杂树长在铁栏外面。也许有人以为那不过是一尊铜像，一个象征，但任何一个事件、一场革命乃至一个时代，如果忽略了它独有的象征，将失却探寻它的秘密、内涵和影响力的切入点。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直言之，就是从列宁到“列宁”的过程，或者从冬宫到切尔诺贝利的过程。
问题在于，“列宁”不能撤离。对前苏联当局而言，如果“最科学”、“最高效”、“最安全”可以给列宁增光添彩的话，那么酿成如此灾祸岂不是对列宁的亵渎和讽刺？至于构成对自身命运的不祥之兆则更让他们心怀忌惮。
因此，永远封闭在切尔诺贝利对他们更有利。五年后这个问题演变成：“列宁”不必撤离——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列宁的遗存在各地遭到拆毁，远不如让他留在高辐射的切尔诺贝利。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唯一可以找到“列宁”的，也必定是在这里——爱恨交织的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冬宫或红场。
在寒冷的冬夜，以无情着称的“列宁”，想必流泪了。是的，他该流泪了。
他的继任者斯大林采取更严酷的政策，将专政利器打磨得更阴暗，仅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人！这当然包括切尔诺贝利人民。二十五年后我335猜想，“列宁”不愿撤离，因为有些问题他仍想不明白，但有一个问题必定想明白了：不管什么体制、什么政党的政府，只要漠视人民，漠视人的生命，漠视人类赖以为生的生命，都与杀手、犯罪无异，最终将被觉醒了的国民所抛弃，“过程跟煮红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
（《随笔》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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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问路者（1）
凌仕江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话折射的现实语境，曾让手持粉笔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长颇感得意，以为找到了抽打脑筋转不过弯的孩子的有力鞭子。于是那个貌似犯了错误的孩子就会沉默地低下头，他究竟想了些什么？
当时懵懂的我生活在蜀南丘陵，对此话不以为然。
像蚯蚓一样弯曲的丘陵，风能吹到的地方就有路。但我不知那样的路能否将风延伸？累了的时候，我就躺在风里，目及之处总能够闻到路上飘来的气息。至于这些路究竟能让人走多远？路上从古至今踏过多少不平凡的人，山里的长者不得而知。他们根本不会像我一样打听或思考诸如此类无关个人痛痒的小事情。日月更替，年年重叠，岁月青了又黄，父辈们挑着季节的担子踩出纵横交错的路，看上去比丝绸更美。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一条属于自家的“彩之路”，下雨天路面升起青苔仿若邻里乡亲锅里的清水煮白菜。那些路，一头连着村庄，一头连着庄稼。到了收获季节，站在高冈上听风眺望，满眼都是红蓝黄绿青靛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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