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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他的发明不予理睬。
不久之后，学校里来了一位神仙。
此人名叫解永复，体硕身长，仪表不凡，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只是脸相有点凶。他从不体罚学生，因为他根本用不着。他成天神情肃穆，眉头紧锁，其长相很像电影《铁道卫士》的国民党特务马小飞。同学们见了他就害怕。可他一旦笑起来（这样的时候极少），我们就更害怕了。
这个人的一切都是神秘的。我们都知道他是正规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正欲鲲鹏展翅九万里，不料因言获罪，落入人间城郭，屡遭贬谪，最后被发配到我们这个荒凉的小村庄来了。他有些怀才不遇，因而自傲自矜，不足为怪。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犯了什么“罪”（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解老师所谓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因为说了一句“海参崴是中国领土”），只晓得他一来，我们学校的其他教师几乎立即全都变成了杂役。他像是变戏法似的变出一门门课来。我们终于知道，这世上的课除了念小人书之外，尚有语文、算术、音乐、美术诸多名堂。不用说，所有这些课都由他一人承担。
久而久之，我们的教室常常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他教过了一年级语文，再教二年级算术。教完了算术，三年级同学又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了。我们学校最值钱的家当，就要算那架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风琴了。
解老师虽然用它来教音乐，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在那儿自弹自唱。当然，他也教我们弹琴，教会一个，再教另一个。可差不多快轮到我的时候，那架风琴却突然发不出声了。我看见解老师用脚拼命地踩它的踏板，弄得满头大汗，风琴照例一声不响。从此之后，解老师的音乐课只能改教大合唱。那不是一般的大合唱，而是三声部轮唱。我被分在第一声部，歌曲快要结束时，我们要连唱三遍“干革命”，才能等到二、三声部同学的“靠的是”追上来，最后，三个声部合而为一：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声震瓦屋，响遏行云。
我们第一次知道歌还能这样唱，感觉太奇妙了。比那个教我们用“福昂”代替“方”的老师不知高明多少。
我们都觉得他是魔法师。谁都不知道下一堂课，他会变出什么花样来。
他什么都能教，甚至还教我们作诗和游泳。我曾写过一首题为《丰收》的诗，老师在课堂上对它赞不绝口，可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首诗好在什么地方。我还记得诗中有这样一句：“拖拉机隆隆响”，本来极稀松平常。
可我们老师认为，这个句子，即便是他本人来写，也不过如此。而我们班的另一位同学，在形容山之高峻时，写下“撕块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煮壶水”
这样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情调的句子，可我们的解老师却将它怒斥为“陈辞滥调”。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虽然因为受到老师的表扬而沾沾自喜，可还是觉得老师对那位用白云擦汗的同学不够公平。毕竟，我做梦都想写出人家那样漂亮的句子啊，可老师为什么觉得它不好呢？解老师最反感抄袭。有一天上课，解老师让一个同学站起来，问他知不知道作文为啥得了零分，那同学说不知道。解老师说，你的作文是抄的。那个同学大叫冤枉，发誓赌咒般地否认。解老师就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他的证据：原来那位同学的作文开头，竟赫然写着“本报讯”三个字。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问我们：会不会演讲？我们问他什么是演讲，他说，就是当着很多人说话。我们说，说话谁不会，就是不敢。于是他就一个一个地训练我们演讲。我们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做。终于有一天，我记得还在上小学二年级，我被解老师安排去全大队社员大会代表学校发言。我和大队书记并排坐在台上讲话时，我看见母亲一直在下面哭。回家后，我问母亲为什么哭。她先是不语，然后又流下泪来，她说：“你竟然和大队书记坐在一块儿，天哪，能当着上千人说话，要是换成我，早就吓死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她是在为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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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乡村教育：人和事（2）
又有一次，他上课时问我们：想不想看看真正的火车？说实话，尽管我们都一致认为解老师深不可测，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可这一次我们全都觉得他是在吹牛。火车能随便让人看吗？谁知第二天，他真是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们拉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处铁道边。我们全都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火车出现。等到天色将晚，火车还真的来了。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家伙喘着气，冒着白烟，还拉了整整一车煤，尤其是汽笛那一声怪叫，当场让我们激动得直打哆嗦。回家后，我写下了记忆中的第一篇日记，题目叫做《终生难忘的一天》。
另一所学校
在当时的生产队里，劳动力一般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劳动力大多是些男女青壮年，结婚生子后的妇女一般被划入乙等，而丙等劳动力只能是一些老头老太了。但这种按年龄划分劳动力等级的做法也并非绝对，还要考虑到社员的身体状况、对农事稼穑的熟悉程度以及生产积极性等因素。
五十出头的老头由于膂力过人而被划入甲等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当然，丙等还不是最低的。在我们的生产队里，最让人瞧不上的劳动力大概就是从上海来的那帮插队知青了。他们什么活也干不了。说他们分辨不出麦子与韭菜，大概有点夸张，可让他们在除草时准确地区分秧苗和稗子，简直是太难了。
这些人一个个胆小如鼠，见到蛇就吓得到处乱跑。我曾亲眼看见一个知青挑稻子，扁担刚刚落到他的肩膀上，就自动滑落了。一连几次都是如此。最后，这名知青对队长说，“没有办法，我的肩膀天生是圆溜溜的，压不得扁担，还是让我去干点别的吧。”除了出出黑板报、搞点慰问演出之外，他们下地干活也就是装装样子而已。
奇怪的是，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作为劳动力在投入生产的过程中，一般会被评为乙等。一个甲等劳动力全年的工分大约是1200，而初中以后我们这些孩子的工分也会接近800，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参加生产劳动的频繁程度。事实上，每年三个月的寒暑假，我们当然会和社员们一起下地，而每年的春夏之交和秋冬之交各有一个月左右的农忙季节，这时，学校往往会以“学农”的名义放假，让我们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双抢”。
所谓的“双抢”，在春末是抢收麦子，抢插水稻秧苗；在秋末则是抢收稻谷，抢种冬小麦。这还不包括每天早上6点至7点半的早工，午间的除草、施肥和积肥，晚上的开夜工脱粒。这样算起来，我们每年花在农事上的时间至少不会少于在学校的学习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学校自然就成了逃避劳动的天堂，只有傻瓜才会逃学或旷课。相反，我们在上课时，某一位同学被父亲或是母亲揪着耳朵拽回家去干活的事，倒是时有发生。
生产队有专人负责敲钟。钟声一响，社员们就会丢下碗筷，赶往村中的打谷场集合排队。首先是队长讲话——既有政治形势，也有生产动员，最重要的当然是劳动分工。通常社员们会被分为四至五个劳动小组，由组长带队，从事完全不同的生产序列。刨地的刨地，拔秧的拔秧，挑粪的挑粪，采桑的采桑。生产队长或副队长会四处巡查，察看进度，如有必要，也会临时调整、调配人力。
一天的劳动结束之后，全体社员会在晚饭后集中到记分员的家中，参加工分的民主评议。因为记分员也要参加劳动，她（他）不可能获悉每一个社员在劳动中的表现。在评议过程中，首先由社员本人陈述一天的劳动状况，并提出自己应得的工分数，交由社员们集体讨论，适当增减。我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评议，但从未见到评议中发生争执的情况。社员们对于“公论”的信赖十分明显，这种公论的存在不仅保证了分配的相对合理，同时也是激发社员劳动积极性的重要保证。
自从1981年去上海读大学至今，我不知不觉中已在城市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1970年代的农村生活与如今的城市生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
不管你是否愿意，将这两种经验进行比较，往往会成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