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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起笔如同一位老兵扛起一把征战多年的枪，而我的战争是反抗这个世界的庸俗潮流，一种把人不当人的潮流。虽然我充满着孤独，但却无比欢快，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那么一些人和我一样，在试图改变点什么，我们没有失魂落魄。虽然我们只剩下一支笔，但它依然能动摇整个世界的荒谬。
这些断片，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没有秩序也是一种秩序，罗兰·巴特说过：“杂乱无章也是一种美。”确然。
谁能劫夺阳光
桑麻的散文和随笔文字非常独异，有新闻的现场感和在场感，有小说的细节和场面，他常将乡村的粗鄙和暴力在文字中还原和再现，比如《劫夺阳光和呼吸》里挤奶水的细节，让人惊讶叫绝，桑麻不是挖坑，而是在散文的领地，围绕计划生育掘一口深水井，这井的砖是沧桑，是回音壁。这样的题材好像犯忌，但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有为时代作证的担当，从他前几年的《我的沉重的纪念碑》到现在的《劫夺阳光和呼吸》。
也许在国策层面，“计划生育”是应当的，但在乡村里，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却对这国策有无穷的应对，花样翻新，就是要生，认准一个理：要香火要男孩。桑麻的文字写了乡间的暴力：因为计划生育，“支书李贵新的五亩玉米一夜之间被人放倒了。”（《杀青》）“决定是在头天上午党委会上做出的。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里形成的意见，竟然在第二天把十六个村的两万八千口人，推进了喧嚣无眠的长夜。”（《十六个村庄的白夜》）“两位护士为我做手术的准备。”（《以右臂的代价》）“获得省里要来检查的消息，用时下一句流行语表述，就是一下子让人‘晕菜’。”（《深冬里，整个乡在疼……》“）我们村张铜栓老婆从茅坑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一九九七年春天的早上，冯春安和他妻子姚美丽，身穿白裤子白鞋，登上县政府办公大楼高陡的台阶。他们顺利避开三层值班人员的注意，幽灵般出现在县领导办公的地方。”（《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桑麻写到：一个老党员的儿子生了三胎，没钱，也借不上来，看到一拨拨人来缴钱，压力很大。“他对村干部说，把我捆起来游街示众，或者打我一顿吧！没人理他。副乡长说，现在不兴捆人，也不兴打人了。他说，你们不捆，我让家里人捆。你们不打，我自己打。我得起模范带头作用……说罢，噼哩叭啦打起自己耳光来。我说，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像他这种情况就要照顾，不过不是现在。我们不能捆人，可以让他在大门口站着，给没缴钱的人做个‘榜样’。”其实这样的后果是什么？比如扒房，支书“他不是不清楚，撂倒一座房屋会种下怨恨，但更清楚，此举对他的未来统治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计划生育是好事，但落实起来，很多的百姓却是一种拼死的抵抗与反弹。
我想，如何在国策和民意间平衡，是需要思考并做出解答的。
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黄波说：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趣味，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黄波的随笔集《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让我们走近那真相与假象相间扑朔迷离的历史。作者不戏说不胡说，只是发觉尘封的历史——“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黄波写了山西大旱、长沙抢米、天津教案、幼儿留美、慈禧逃难、苏报案、杨翠喜案、清末司法改革等晚清的一个个历史事件，事有人为；黄波也写了那些大变局中的各色人等，尴尬的殉国者海龄、马关春帆楼的李鸿章、婚姻风波中的杨月楼、行刺出洋大臣的吴樾、只爱娥眉不爱官的宝廷、在乱局中死于兵变的端方以及“纯臣”张之洞、遗民梁鼎芬等，还有杨乃武案中的《申报》、有转移风气之功的同文馆、“跪着暴动”的立宪派、清亡之前紫禁城里的哭声等等，真是琳琅满目。
黄波对“转型”的中国提出自己的一家言，对历史人物，抱有“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了解”。黄波在书中的感慨是基于对民族的爱之切，是带着血痂的创痛，是一颗不能放下的一颗拳拳之心。他的苦心孤诣无非是给我们的民族提醒，如米涅瓦的猫头鹰：要改革，不要革命；要推进，不要流血；要妥协，不要激进；要协商，不要危言耸听，大言惑众。是啊，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登高一呼撕破喉咙的呐喊最易蛊惑人裹挟人，非白即黑的逻辑思维最易迎合人欺骗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写于牙疼时，以文字来缓解
201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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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想起了亚历山大
楚些
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的一生贯穿了传奇的色彩，其生涯的诸多细节令后世的学者和观众为之着迷并倾倒。二十岁登上王位，随之便展示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闪击底比斯城，征服希腊联邦，之后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东方进军，战胜了领土面积为己五十倍、军队数量也高于己数十倍的波斯帝国。又经过十年的征伐，建立了以巴比伦为中心的一个强大的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所谓“上将伐谋”，这个创立了马其顿方阵的军事统帅，尽管也遭遇了南亚次大陆之殇，但瑕不掩瑜，他所缔造的一次次军事传奇足以将其推至军事领域的顶端。更何况，印度之役并非是强大的对手战胜了他，而是瘟疫和气候击败了他的军队，就像后世的两次莫斯科之战一样，是严寒彻底打垮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伐谋”。
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不是亚历山大的文治武功。若说起文治武功，稍微翻弄一下东西方的历史，可谓多矣。恺撒、拿破仑，东方的秦皇汉武等等，若标尺再放低那么一点，更是汗牛充栋。文治武功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功绩，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拓展、民族文化的融合、人民生活的安定、政治框架的2落定等就是表现，当然，还有历史学家紧张的勘探以及普通读者辉煌的谈资。
可惜的是，所有的丰功伟绩皆非头顶永恒的星空，始皇帝之后，未过三世就戛然而止，亚历山大之后，巴比伦附近很快陷入混战，罗马人、阿拉伯人皆用利剑砍削过这个拥有千年灿烂文明的城市，一直到古老文明的彻底陨落，那些冰冷的剑锋也不见结束。而以最近距离贴近这座伟大城市的直接现实是：
美军悍马军车的长驱直入、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大量文物的散失以及街头汽车炸弹的血肉横飞。这些都是历史与现实必然的冷酷与必然的讽刺，与创立文治武功的个体无关，回想起来，他们伟大的梦想确实让人们尊崇，同样，那些梦想的破碎也让人们无比伤感，这是历史进程的密码使然，即使是人类的大哲也为之头疼，所以老子希望国家政体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去，而康德对国家政体的了望与思考也最终定格到悲观的层次之上。
人心则是我们理解文明的另一个向度，它诉说的不是树冠之上耀眼的日光，而是树下每一寸阴凉的伏地。它虽然微小，却从未在历史的夹缝中消逝过，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就有它鲜活的荡漾。痛苦、恐惧、死亡的阴影、爱与痛的交织是其不断在场的常存状态，而欲望则是其变幻外表下唯一推力。如果说文治武功是历史长线上不断闪现的断点的话，那么人心则总是环绕成一个圆圈，所呈现的面貌是在其中原地踏步。两者的取向完全不同，人心所建立的尺度只是基于感受和愿望，与对事件的评判无关。就此，我们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两句诗与赫赫有名的唐玄宗有关，是其文治武功的余波，另一方面，我们若从别样角度理解，其中的“白头宫女”以及“说”的状态，恰恰就是恒常人心的承载。它不停诉说的何止是唐玄宗一人而已，而是天下人、天下事之旷古寂寞。这寂寞还会不停地诉说下去，并紧紧黏附到每一个个体的悲欢之上。海德格尔指出，“时代的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