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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的政治因素的四周，还体察到了好多常常被赫然的骨骼所遮蔽的血肉神经，发之于人性之上的人道的血肉神经。总统、议员、将军们，固然掌握着理性的“骨骼”，而百姓与士兵，则拥有着感性的血肉神经。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〇〇九年底，我与朋友郑光召从华盛顿北上七十英里，直达葛底斯堡，将一整天的时间全部泡在这块二十平方公里的昔日的战场上。数不尽的纪念碑，风格独具的各种雕塑，还有散落在原野上的似乎依然“活”着的大炮。
只是三个昼夜，北方联军死伤两万三千人，南方同盟军死伤两万八千人。七月三日里有一个小时，双方一下子就阵亡了一万四千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小时”。战场上的树木，几乎没有不中弹的，最多的一棵竟然中了二百五十颗子弹。遍布在草地上的白雏菊，几乎没有不被马蹄与脚印践踏的。而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南北战争中，全美三百万人参战，伤亡一百一十二万，其中阵亡六十二万，一万个村镇惨遭蹂躏。
这个国家，为了避免分裂与内战，曾经向南部的黑人奴隶主们有过重大的妥协与让步。一八五〇年的国会妥协法案，重申并强化了一七九三年的《逃亡奴隶法》，规定逃到自由州的奴隶仍将是奴隶并要被送回原地去继续接受奴役，奴隶主可以跨州追捕奴隶，并在州或联邦法院确定其所有权之前就把逃奴强行带走。
在根本问题上的妥协无异于投降，只能助长邪恶的变本加厉。于是，黑人的血泪愈发地积聚，整个社会的不平与愤怒也在不可抑制地蓄涌。
对于这场战争的本质性解读，一八五四年的奴隶安东尼·伯恩思案件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安东尼·伯恩思是弗吉尼亚州一个种植场主的黑人奴隶，不堪百般的奴役与折磨，躲在一艘开往北部自由州的船上，逃到了波士顿，在一家服装厂开始了人的自由生活。可是他最终还是被抓，联邦政府的官员竟然勒令把他押返弗吉尼亚。波士顿人愤怒了，汹涌的人群甚至冲进法院试图救他。但是这位已经过了一段人的自由生活的黑人，没能逃脱重新沦为奴隶的厄运。据说当这位奴隶，被龙骑兵、海军陆战队、十二个步兵连押送至弗吉尼亚的轮船时，孤独无助的安东尼绝望地甚至熄灭了眼睛里的怒火。可是，当他看到波士顿全城的商店为了他停业抗议，所有的门窗尽皆为他披上哀痛的黑纱，无言的人群则拥挤在街道两旁默默地为他送行时，这个又要成为奴隶的人，终于让空洞而又木然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人心的指向，就是上帝的指向，或曰上帝的指向就是人心的指向。这场战争，既是南北政治对峙的不可调和的必然，也是对人性底线屡屡粗暴践踏后的触底反弹。而人心，则最终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遭受重创的南军最高军事长官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不得不带着溃不成军的败军向南逃命。可在他南逃的起始处，涨满洪水的波托马克河横亘在面前。与此同时，北方军队在南方首府里士满附近的维克斯堡大获全胜，南方的三万守军于七月四日全部向格兰特将军率领的北方军队投降。此时，如果葛底斯堡战役的总指挥米德将军，乘胜追击，歼灭被波托马克河阻截的李将军残部，南北战争也许会就此结束。可是米德将军的北军，看到横七竖八地横陈在原野上的同胞的尸体，看到蜿蜒了四十多公里的南军装载伤员的大篷车在泥泞里爬行，他们甚至不顾林肯总统的催促，不忍追歼，停止追击，眼睁睁地看着南军等到洪水落下，从容逃去。
在这里，仅仅用对与错的概念，已经无法解释、更不能涵盖米德将军所指挥的北军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当然熟知“农夫与蛇的故事”，可是，当对方不是蛇而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第二条、第三条路可走呢？
林肯毕竟是林肯。他曾为此给违背了他意愿的米德将军写过一封词严句厉的信：“我认为你没有估量李军逃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罗伯特·李本已成了你可以轻取的猎物，你如跟踪合围，就可将其全部捕获。如果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我们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战争本可以结束。”但是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林肯还特意在信封上批了这样几个字：“此信从未签发。”宽容的林肯私下里给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说：“我们难道能仅仅因为他没有再多做一点事而去责备他吗？他已经替国家做了不少工作。”也许，林肯透过当下胜负的权衡，往前往后看到了没有尽头的远方？看到了远方处那千古不灭的闪闪发亮的人性的光辉？不然，他也不会在南方残忍地虐待北方俘虏的时候，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去看望被俘的南方伤兵，并不无痛惜地说：“是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驱使他们成了我们的敌人。”
又过了将近两年的浴血岁月，当李将军率众投降之时，受降的北方军最高长官格兰特将军甚至怕降将罗伯特·李尴尬，而故意先拉起了家常，并为自己刚刚从战地赶来不能像李那样衣挺靴亮而表示抱歉。降军将士全部释放，没有一名羁押，没有一名受到虐待，甚至当降军士兵经过胜利者营地的时候，格兰特将军专门命令部队不要大声地欢庆胜利。当然，还让二万八千二百三十一名来自南方的这些个“手上沾满着鲜血”的降军中的骑兵与炮兵，各自带回自己的骡马，因为南方正是春耕农忙的季节，离不开这些个牲口。一旦和平来临，不用“宜将剩勇追穷寇”，无需“再踏上一只脚”，没有一名叛乱分子在投降之后被追究与“肃反”（包括南方另立政府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没有一个叛乱分子的家人受到株连，就连总统在白宫里庆祝胜利，也提议演奏南方各州喜爱、也是歌唱南方各州的歌曲《迪克西之歌》。
奴役不能用奴役来消除，被压迫者不能用战争而成为压迫者。只有如此，战争的火焰才会化作和平的旗帜。不然，无异于用汽油去救火，再多的血也只能是白白抛洒，而且会使人间的苦难加深加重。
因此，美国的葛底斯堡直如一面明镜，照出着世界一切专制者的丑陋。
只有残暴、贪婪、自私的专制者，才会羞辱、镇压、株连手无寸铁的人（包括战争的失败者）。有时这种羞辱、镇压与株连会平地而起，小题大做甚或是没有来由的“莫须有”，就为了嗜血的快意和“莫非王臣”的权力感。只是人们很难体察到这些专横跋扈者的色厉内荏罢了，其实他们的残暴永远与虚弱相连，作恶多端者就连睡梦里也不会安稳——越是如此，越发地要以血腥来壮胆提气。在他们一项又一项的基本原则里，绝对不容许有丁点儿对人来说如空气粮食一样要紧的自由与平等。
当浸透着战士鲜血的葛底斯堡成为国家烈士公墓的时候，北方与南方各州，都平等地为自己流血的将士在这块土地上建造纪念碑与雕塑。而在这些数不尽的纪念碑与雕塑上——不管南方北方——出现最多的形象，就是那个自由女神。
b林肯
林肯是个想起来可以让人流泪的人。
而在四年的南北战争中昂首不屈、坚如磐石的林肯，又是一个为了这个国家的战士屡屡流泪的人。
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里，有几个林肯流泪的细节让人过目难忘。
南北战争中联邦军的第一个牺牲者是埃尔斯沃思，他是在冲上一座楼顶扯下南方分裂者的旗帜时，被一支双筒猎枪近距离击中胸膛而死的。看到尸体的刹那，林肯便不顾总统的身份，失声痛哭。这是整个华盛顿都为埃尔斯沃思下半旗致哀的上午。下午，他又领着夫人来到埃尔斯沃思的尸体前，久久地凝视，像凝视着自己的儿子，是否他觉得这个年轻战士的灵魂需要母亲的温暖？凝视着呜咽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难道非做出这样的牺牲不可吗？”南北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将军是爱德华·迪·贝克。当林肯一接到这个不幸的电报，便被悲痛所淹没。一名记者这样记述他亲眼所见的情景：“五分钟后，林肯先生独自一人走出办公室。他低垂着头，热泪顺着他布满皱纹的双颊直往下淌，胸部沉重地起伏着。他走上街道时，差一点摔倒。我们赶忙从座位上跳起来跑上前去搀扶他，但他并没有倒下去。”就是负伤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