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钔瓿桑斓家部吹闷鹞摇�1983年，北京牛羊肉供应紧张，国家收购车皮又不够，内蒙古、张家口的牧民们便自己徒步赶着牛羊来北京，我闻讯后，一夜没睡觉，冒着凛冽的北风找到这支队伍，从德胜门到大红门，来回走了两趟，有二十几里路，边走边采访……回来又赶写一篇通讯《路遥天寒赶牛羊》发表在晚报上。这篇通讯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
我再一次萌生起出国留学的念头是在1985年。这年，我自己联系经报社批准，随文化部的一个中国国际书展代表团赴西德法兰克福，参加了一个为期二十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它与东德的“莱比锡国际书展”，堪称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书展。我在西德呆了近一个月，跑了七个城市，老实说对我震动很大！我搞的是新闻工作，多年来，上面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我，我又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别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然而，一旦用资本主义的概念去套西德的实际时，它几乎如阳光下的冰凌一样，一下化了。自然，也可以挑出不少弊病，但是只要抱着客观的态度，你就不得不承认联邦德国的经济建设、社会风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素养，都远高于我们。详细的不必说了，我只讲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我采访过一个小业主，领我去他家时，他脸上有些惶恐不安：“毕先生，在我们国家按生活水准，我是最下层人，房子不是自己的，是分配的住房。您若要了解大多数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该到中产阶级的家庭去看……”那心情，像是怕我因他的境况而委屈了他的祖国。我看了一看，他住在一幢公寓式高楼里，居住面积有120多平方米，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此外，他还有一辆自己的小车。西德的东西并不便宜，给我的零用钱是400马克，本来想给爱人买双鞋子，可进商店一看，鞋子最低的价格是500马克，最高的价格是1000马克……他一个最下层人，却在这样一个高物价、高消费的社会里过得无忧无虑。与他的担忧相反，我敬佩他的祖国。同时也感叹我的祖国：中国人真是太穷了啊！如果是穷在一连串的天灾，或是资源的严重匾缺上，还无话可说。我们是穷在一连串自己砸自己碗碟的愚蠢之举上，穷在“患均不患寡”的心理与惰性的习惯势力上，还穷在一根根唯恐人们撒开手脚去创造、去思想、去生活的又长又粗、以至于今天尚未朽烂的教条之绳上……这不能不说是几代中国人的悲剧。在西德——这个完全是在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国家里走访，你真觉得自己可以每天给《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一切空话、假话、套话应该休矣，一切内耗、折腾也该停止，埋下头去，抓紧时间搞建设，抓紧时间把入民的生活搞上去，不要说赶上西方，就是能让多数中国人都过上那位小业主的生活，我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不仅体现在概念上，更化作了生气勃勃的实际了。
这样走一趟，我也看到了世界新闻业务的长足发展。在西德，电脑编辑机、电脑传搞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的采用，已经非常普遍。当今不是一个信息时代么？我估计国内新闻的现代化将会比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来得更早些，自己若能出去学习几年，回国后就能比同行们先走几步了……
在国内要办个什么事，我有把握。这要去外国的事，难说，关键要找到个经济担保人。我有一个相处时间很年的美国朋友，一次聊起个人的经历时，我不禁感叹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上正规大学……”毕竟是外国人，他瞪大了眼睛问：“这有什么好遗憾？北京就有一二百所大学，你去上就是！”我解释说：“这不可能。第一，单位不会同意一个人中断几年工作去上大学；第二，在中国上正视大学有年龄限制，而我早超过了这个年龄。”他马上就说：“毕琦，你不必遗憾。你来美国吧。在美国，只要你成绩行，又有钱付学费，就可以上任何一所大学。经济上我可以负担你……”经济上我并不想要别人负担，我要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讨生活费，我只要他肯做我的经济担保人就成。但是，这位美国朋友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动了……
这一年多，我自学英文和学使英文打字机。每天夜里，将女儿哄睡着了，我打一个小时的字，学一个小时的英文，天不亮起来又打一个小时，基本没在十二点之前睡过觉。我外甥女是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的，这些日子我将她接到家里住，又让她给我补习英语。考“托福”是来不及了，我联系的是洛杉矶的一所语言学院，在这所学院里过英语关，若成绩通得过，才能去其他大学学习。
虽说国内该办的手续，迄今都办齐了，护照和签证都拿到手了。但真快走了，思想上还是有斗争：倒不是舍不得放弃一些东西，如领导已经说了要提我为新闻部副主任，这一走，此事自然黄了，而是我舍不得两岁的女儿。女孩听话，长大了也知道疼大人，我非常喜欢我女儿，她也喜欢我，她不爱吃饭，我爱人再怎么喂也不吃，可只要我喂，她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了，她早、晚饭都是我喂的……我走以后女儿吃饭怎么办？她很快还要入托，几年后还要上学，这些事都怎么解决？再有，也不是没有担心，过去虽出过国，那是公派，现在出去得靠自己去闯，去捞世界，是否会弄成个洋乞丐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
爱人打从恋爱起，就知道我有个未能上正规大学的遗憾，她理解我，也支持我出去。可我观察，她心里也是有矛盾的。倒不是她不放心我，她知道我出去一不会搞女人，闹个艾滋病回来，二不会回国后与她打离婚。凭女人的直觉，她相信我还是重感情的，私生活挺严谨。中国虽有句谚语，“树挪死，人挪活”，但中国人实际上是最怕挪动的一个民族，尤其是当这种挪动发生在要抛弃固有的生活，要去创造未知生活的时候。我自己现在的担心如是，爱人心里的矛盾也如是。当我手续办得差不多了时，她的脖子有点往后缩了：“毕琦，你看你在报社干得不错，同志们、领导对你都挺关照的；也小有名气；住房两间，家用电器也买齐了，也不需要你出国去捞它个几大件回来。干脆，你还是别去了！”当公安局找我去，说我的经济担保人的情况还不清楚，回来对她一说，她又为我着急得不行。
我准备11月份走。推迟几个月，为的是给我女儿办妥入托手续。我走了以后，没有工资，两边的父母答应每月各给我爱人五十元。家庭生活的顾虑，基本上打消了。这样，我小学时就做过的出国留学梦，很快能得以实现。三十又五，才能真正上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还得抛妻离子，远涉重洋，想起来也令人啼笑皆非，酸甜参半……
我肯定要回来的，我热爱我的新闻工作，我热爱我的家庭。
我爱人也这样叮嘱我：“你出去后若能将我也办出去转一圈，开开眼界也好，但要我在人家的屋檐下生活，我是不愿意的。若你在国外学得不顺心，就赶快回来，博士也好，洋乞丐也好，我照样会养着你……”
并非结束语
议论蜂起，滋味万千，但不容否定的是——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尘封网闭、极需要延揽八方来风的中国，又多了一扇采光辽阔的窗口。
有人将眼下的中国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道等属第一代；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庚等属于第三代；五十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为第四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次的出国热将是一次人才的国际大循环。
犹如分别带有阳电、阴电的云团撞击必将产生大雷电、大风暴的壮丽景观一样：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第三代留学生为新中国一座座巍峨的科学大厦的崛起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根基；第四代留学生也已成为共和国航船全速前进的动力源。唯有从第四代留学生到第五代留学生中间相隔二十余年，出现了一条“空白带”，这正是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祸害祖国的可悲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