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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上面的谈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演变出来的，并且是从台湾问题着眼的，以台湾为主的，不是以香港问题为着眼、为主的。而一九八一年由叶剑英提出九条声明时，「一国两制」还没有完整成型，而是在一九八二年才成型提出的。二、信守诺言五十年不变，也是这次特别强调的。
此后六年间，邓小平就「一国两制」又做了多次的阐述。
·跋吴俊宏给李敖的信
李敖兄：
我叫吴俊宏，我和吴荣元是同案的，是「成大共产党」的一员，民国61年，我和你一起被关在新店军法处看守所，你在11房，我在14房，和李荆荪同房，我们曾是邻居，但不曾谋面，实一憾事。你的传真号码是刚刚吴荣元告诉我的。
今晚从环球电视台听到你在台大的演讲，真是精彩绝伦，大快我心。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坐了十年的政治牢，但并不因此主张台独，而是主张统一，更赞成一国两制，但我的这种主张，却在当前的岛内政治气氛里，被压得启不了口，只能在我们的圈子里和一些同志相濡以沫。这次大选，你大谈一国两制，而且振振有词，雄辩诸方，可以说替小弟舒发了一口闷气，真感激不尽。只不过对于你对一国两制的提法，小弟稍有意见，仅提供参考。
基本上你对一国两制的说法，是基于台独现实不可行的考量，你认为台独将引发战争，而60个打1个，台湾打不过大陆，且平白丧失父母亲友的生命，故不可台独。这种说法和时下一般统派人士的说法类似，他们也强调「台独将导致战争，故不可台独」。
这样的说法，固然可从威吓的效果上劝阻台独，却不能从道德上说服台独倾向的台湾人民。以下我想从道德上提出个人浅见，还望指教。
我与台独人士争辩时常喜举出一个例子：
封建经济时代，佃农常被地主剥削得三餐不继，甚至常需向地主告贷，当还不起钱时，家中儿女，常被地主抓去当长工。可悲的是，这些长工，在地主家虽当奴隶，但却觉得待在地主家比待在他老家好，至少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虽然这些吃穿住的都是拾地主余唾的东西，但日子一久，他却逐渐地不喜欢老家了，甚至于看不起老家的穷爹娘穷兄妹。最后终至于说出：「我和你们不同家，我不是你们的亲人」。
我想用以上的例子来形容今日主张台独人士的心态，大概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从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一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史。1949年两岸分离后，台湾被划入美日帝国主义体系内，并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而逐渐富裕起来，相反的，大陆的共产党，在原本薄弱的基础上，继续与帝国主义进行艰困的冷战热战，并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错误实践中，导致贫穷落后，贪污腐化，人民生活比台湾差，政治民主也不如台湾。
台湾富大陆穷，台湾好大陆差，这是两岸的差异，对待这种差异，台湾人可以同情大陆，体谅大陆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坎坷旅程；但台湾人也可以看不起大陆，鄙视大陆。不幸的是几十年来台湾政治运动，却把台湾人民导向后者发展，时至今日，上从李登辉的言论下至一般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论，可以看出到处充满着对大陆的不屑与鄙视，甚至敌视的心态。这种心态，就如同前面所举例子中的长工一样，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们不是一国，而是两国」。
至于台湾的政治运动为何会演变至处，说来话长，但它和台湾几十年经济发展下产生出来的一批新兴中产阶级有关，在这个阶级所带动的政治运动下，国际冷战虽结束，但两岸关系却更趋紧张。这实非台湾之福，解决之道是，台湾必须纠正一度被扭曲的心态，改变对大陆的鄙视敌视心理，而改采对大陆同情帮助的心态，如此两岸或可共存共荣，免去一场灾难。
统独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世界观的问题，脑子里尽是欧美世界观的人，是会敌视中国的，而具有中国历史观的人是能够同情体谅中国今日的贫穷落后的。
以上个人浅见，还望指证。
吴俊宏 1999。12。1
跋：看了我的小难友吴俊宏老弟这封语重心长的信，我特就一个重点写下感想。
俊宏说我的演讲「固然可从威吓的效果上劝阻台独，却不能从道德上说服有台独倾向的台湾人民」，他的评论，很是精到。但我毕竟比俊宏要大好多岁，所见时代转变下的人的转变已多，我忧患余生，实在已不敢向芸芸众生要求他们的道德面，台湾已是浅盘的、现实的、短视的社会，人也转变成这副德行与造型，所以我在大声疾呼时，也只就功利面（也就是非道德面）晓以利害，其它更高的层面，实已不敢奢求。这样反倒少一点失望，多一点务实。俊宏老弟是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该觉悟到道德面的人物（像他和我）实在已是稀有动物了。
我同意俊宏来信的所有观点，但我忍不住要提醒他：对庸庸碌碌的众生，不要做太好的梦。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四续）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出邓小平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时的谈话，以「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也能用于台湾」为主题，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台湾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消除了中英之间的阴影。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
到了第二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刊出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奚斯）的谈话，以「将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主题，直接指出「中美之间的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会使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香港问题的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是个推动。我们将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更宽，就是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解决台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双方有共同语言，我们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刊出邓小平会见包玉刚的谈话，特别就实行「一国两制」的信用方面，予以申明。他说：「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的，其实用不着，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这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刊出邓小平会见菲律宾副总统外交部长萨尔瓦多？劳雷尔的谈话，特别就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来说明「一国两制」。他说：「国际上对『一国两制』的构想反映是好的。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