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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写完小说，我们就搬家。”我信誓旦旦地说过这话。写完？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开始写。结果是，我们在那里一呆就是五年。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却一个字也没出版。这栋大楼里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再也不玩拨浪鼓了，而改玩裁判员的哨子和沙球一种打击乐器。。“在非洲，人们都说，一座没有音乐的村庄是一座死亡的村庄。” 阿特·布雷基的妈妈这样回答我。那她就去非洲的一座村庄捣木薯吧，而不是去老佛爷商店享受购物的乐趣，让她去试试看吧。她会告诉她的儿子音乐也鼓动男女进行大胆的性接触吗？打个比方说，在多贡族人在非洲马里的尼日尔河河湾处，居住着一个名叫多贡族的黑人土著民族，他们以耕种和游牧为生，生活艰难贫苦，大多数人还居住在山洞里。他们没有文字，只凭口授来传述知识。那里就是如此。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把家搬到别的地方
仿佛只要把家搬到别的地方，情况就会大大好转！在这套新房子里，我在两张搁凳上放了一块木板，打算每天写上十来页。我和戴芬娜一起，我们去巴扎尔厨具店、阿比达家具店、波登、大地、德罗林日杂店，买了一套新的炉灶，一台新的冰箱和一套餐具。我们都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却扮起了新婚夫妇。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却差点就劳燕分飞。我借口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在外面租了一个单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常去那里拜访我，有时候晚上也不走。戴芬娜不相信这种事不会长久，她觉得结果会相反，说老实话，我必须承认，我也这样认为。戴芬娜读过《怜悯的瑜伽》，在这本书中，一位台湾官员毫不讳言地叙述了他的母亲，在度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后，毅然决然地亲自为她的丈夫挑选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姘妇。这是一本只是在开头部分有教化作用的书。后来，这个丈夫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姘妇，与此同时继续与另一个私通，几个月后他的妻子郁悒而死。“我父亲的惟一痛苦，”这个做儿子的总结说，“并不是他的妻子死了，而是碍于服丧期的规矩，他好几个星期不能与他的姘妇做爱。”
三个月后，那是在春季的一个礼拜天，戴芬娜帮我把堆在那个单人房间里的图书和几套“一点都不适合我穿”的衣服搬了出来，我跟她发誓说这些衣服是我独自一人去买的，尤其是那件珊瑚红色的毛巾浴衣，那么难看，很显然我只会在孤独忧郁到了极点的时候才会购买，她并不相信。她是有道理的。
这三个月里，我发现戴芬娜吵架的本事可不小，完全可以与歌剧中扮演吵架角色的主要演员相媲美。但这与两年后的争吵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当时我回布鲁塞尔，在那里碰到了卡特林金娜，一个荷兰女人，她想跟我玩“女人与木偶”皮埃尔·卢维的小说《女人与木偶》，讲述贵族马德奥勾引女仆孔奇塔，他一再试图占有却最终不能得逞。后改编成电影由碧姬·芭铎主演，一译《魔美人》。的游戏。我本该求助于人们称之为“符”的道家辟邪物。我在大阪的一家中国人开的老药店里，曾经差一点就买了一张这样的符。那是用中国书法写在宽纸条上的神奇处方。店员给我看的那张符可以驱除夫妻之间的争吵，重新建立夫妻生活的和谐。必须把那张符放在对方的枕头里面，不要让她知道，放置三天，然后把那张符烧成灰，再把符灰放进一杯茶叶芽泡成的、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茶水中搅拌后喝下去。在巴黎应该也能找得着。我敢肯定，在席瓦西门附近的中餐馆里，有许多道士。我有的时候是那么心慌意乱、茫然失措，什么都愿意相信。当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只要把一枚金币紧握在手心里，就很容易下决心，我就跑去买了几枚金币。但这么做没有一点效果。我把金币保存了起来。
在《火山》一书中，我会提到一部电影，柔爱在她卧室的墙壁上用图钉钉了一幅电影海报，电影的名字叫《世界末日》一译《大震撼》，詹姆斯·戈德斯通执导，讲述在夏威夷一小岛火山爆发，岛上的各式人等纷纷逃难，有的惨死，有的幸存。片中有保罗·纽曼、威廉·霍尔登、杰奎琳·比塞特等数位大明星亲临表演。。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我会借用柔爱所做的笔记，柔爱当时才十四岁，还是个中学生。她在一本练习簿里粘贴了一些她所喜欢的电影评论文章和海报，另外还附上她自己的独立见解。在《世界末日》这部电影下面，她这样写道：“鉴于我崇拜保罗·纽曼，我只好喜欢这部电影。一切都是由一次火山爆发引起的。我喜欢灾难片。其他演员也演得不错（威廉·霍尔登、杰奎琳·比塞特）。”柔爱的文字太简略了，但我会采访柔爱。一旦我的小说中有未成年人，我都会从我的两个女儿那里了解情况。我会做记录。柔爱曾向我吐露，为了把屁股包得更紧一点，她身上穿了两条牛仔裤，里面一条外面再套一条，去学校的时候看上去裤子绷得更紧一些：“我希望自己又小又丰满。我长得太瘦了，当别人把我当成一根麻竿的时候，我很心烦。十一岁的时候，我为我的乳房感到自卑。我十一岁的时候就来了月经。当时正好在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和席琳去看一部梅尔·布鲁克斯美国导演、演员，身兼编、导、演、作曲等多项才艺的影坛鬼才，他的第一部作品《制片人》荣获1968年度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片子。我惊叫着从卫生间里跑出来了。妈妈对我提了要求，哪一天我要是交了男朋友，要告诉她。然后，到了十二岁的时候，我问她我是不是可以吃避孕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子，我想跟他睡觉，但我碰了一鼻子灰。还有一天，我去‘一价’商店里偷东西。我有一个女同学叫玛丽皮埃尔，什么东西都偷双份的，一份给我，一份给她自己，乳罩，化妆品什么的。我第一次陪她去偷的时候，被一个值班员逮住了，他把我弄得好疼。他直接把我拖到警察局。我害怕的是，他们要通知学校，如果学校里都知道我偷东西，我的脸往哪儿搁呀！最后是妈妈把我领回去的。”我重读了别的笔记：“当我在电话里跟她说我第一次跟一个男孩睡觉了的时候，她哭了起来。”戴芬娜会哭吗？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把这个小故事与柔爱最好的朋友席琳连在一起的那个箭头。我们惟一一次送我们的女儿去夏令营——这是在我的记事本里记录的——她们给我和戴芬娜写信说：“我想回去。”但那封信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写的，他们逼我们的两个女儿重写那封信，强迫她们在信的末尾以“一切都好”结束。我想我已经在一本小说中描写过这次夏令营。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是不是值得写成一本书
在《火山》中，将会写到地震、火灾、谋杀、洪水、恐怖，但我首先必须完成那本写我母亲的小说。然后再看看这些关于地震和火山喷出物的故事是不是值得写成一本书也不迟，尽管这些故事可以兑现一张使财政局里的人变得心平气和的支票。五年前，我身临同样的处境。在一部我可能会很喜欢写的小说，各种各样跟床笫之欢有关的故事（《床笫之欢》是我准备采用的最好的书名），和一部我发誓要写的、取材于我和我父亲的关系的小说之间犹豫不决，我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与我和那些想跟我上床的女人的关系相比，肯定更紧张，更发自肺腑。不管是关于我父亲还是我母亲，都好像是我在试图逃避。《火山》允许我宣泄我的虐待狂，而我并不想用它来对付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则恰恰相反，我有许多账要跟他清算，就像跟我的情人们一样。假如我推翻这两个方程式又会怎么样呢？为了不想让别人以为我爱我的父亲胜过任何一个女人，我在创作关于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就临阵脱逃了吗？还有我母亲，她难道不就是我生命中的真正的火山么？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为了摆脱我，把我送进学校吗？我去上学的第一天（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或托儿所什么的），当我意识到她不会坐到我旁边和我一起听课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傻眼了！她不会走进教室！她事先并没有跟我说过。她跟我说的是：“我跟你一起去学校。”以前她带我去公园的时候，都会呆在我旁边，我们在一起玩。还好，我很快就回过神来，这多亏了我的老师玛丽—爱玛大妈，是她让我喜欢那些练习本、拼写和动词变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