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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J对我说他要离开这家餐厅去一家夜总会的事。那边的老板许给他高得多的工资，对此我们都很高兴。交接工作做完了，老J跟我最后一次去俄国餐厅吃饭。之后我们就一起离开了阁楼，搬到他上班的地方去。
他上班的这个地方是个夜总会。这里当然也有很多姑娘。我们把东西零零碎碎地装在箱子里，雇了一辆黑车给我们搬家。黑车——我倒希望那是个马车。呸，我掉到俄国故事里了。我们雇的是辆面的。黄色的面的。面的司机是个肮脏的胖子，他帮我们把大包小包的东西从车上拿下来，放在地上。在幻想中应该有很多娇滴滴的姑娘出来迎接我们，可是没有。我们吃力地把东西拿上去之后，我首先看到的是男招待好奇而愚蠢的脸。这里有很多来自农村的男招待，操着南腔北调，不过他们都十分漂亮，像小姑娘一样漂亮。
可惜的是没有人迎接我们，人们好奇的目光带有凉意，我似乎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如所有的夜总会一样，这里有很多姑娘，和一个妈咪，对我们的到来，那年轻的妈咪感到不高兴。她操着东北话说，”那么多东西！”她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每当我用背对着他们，就能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
我们的新家安在一间包房中。
火车火车（10）
现在你应该明白，你应该像我一样明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连续的，从来不是。只有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我的感触如此强烈。如今我的生活连成一片了，我很忧伤地发现它连成一片了，这让我远离了自己曾经知道的真理。我期待什么东西把我唤醒。我必须先有勇气过另外一种生活。其实，真正的生活永远是另外一种……真正的生活不存在于连续的场景中，而存在于那些场景的间隙。在连续的场景中，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我多想唤醒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像18岁那时候一样清醒。是的，那时，我很痛苦，可是我很清醒。
在公园中存在一个小小的社会。你住过公园吗？北京缺乏一种人，那就是睡公园的人。因为北京太冷，治安警察管得太严。我在北京倒是看见过睡在桥下面的人。他们是一些乞丐，他们非常的脏，睡在雪地的桥下面，冻得快要死了。而我在他们身边走过。上海跟北京的不同，在于存在着奇特的公园社会。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被强奸。在我附近的长椅上睡着老吴。他三十几岁了。每天我们都点头致意，习惯于在漫长的夜里与彼此相伴。早上醒来的经验非常美好，因为没有谁比我们更贴近晨曦。晨曦是红色的，小鸟在鸣唱，老人在进行清晨的锻炼。这样的场景经常让我想起我的小学识字课本。那时我对颜色有着深入的感受，纯洁而强烈的蓝色吸引我的目光，在它的旁边是美丽的橙黄，它们都是多么好看啊。橙黄色的小鸟，蓝色的天空，它们带来持久的喜悦，我瞪大眼睛，在我周围，是整个一个荒疏的宇宙。
呵呵，我现在讲的是我在上海的事。上海比北京更适合一个流浪汉生活。我这样说，已经预先告诉了你结局。就是说，我现在讲的是我在上海睡过公园的事。不过这也许是我的假设。假设我最终成了一个流浪汉。肖微微，曾经是一个小城的中学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那不真实。我本来可以懵懂生活，直到三十几岁，青春结束，人之将死的时候，再悲伤地淘出一点意义。我多么幸运地成为了一个女流浪汉。多么幸运地度日如年。
老J在夜总会从事的工作……他最终成了一个拉皮条的。他终于从一个业余拉皮条的变成了一个专业拉皮条的。他把那些外国妓女介绍给中国男人。用车把她们一个一个接到这里来，再一个一个送回去。有的时候我坐在他的车上面。我成为了目睹这一切的证人。
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叫老J来是做什么。后来我看到老J的工作了。我跟老J一起去从事他的工作。整个冬天我们去那里寻找俄国妓女。有一次我看见了安妮亚。安妮亚在跳舞，她已经不认识我们了。我看见安妮亚在跳舞，挪动着她庞大又轻灵的身体。我看见安妮亚感到很激动。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啦。我一共只见过她一次。老J走上去喊她，”安妮亚！”我看见老J凑近她的耳朵，他在跟她解释我们是谁。安妮亚的眼睛有茫然空洞的神情。安妮亚跟老J走到这边来了。但她又很快离开了。她在舞池中转，她是个瞎子、聋子和痴呆。这个女人。这个既无心看，也无心听，更无心思考的肉感的外国女人。她曾经有一次愤怒地转身，把我拉到里面来，她的腋窝一片温暖，我仍然记得那里的温度。
我喝醉了。走到外面打电话。门卫用挖苦的话说我。我不能理解，我不是这里的客人吗？我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喝醉的人？”他大声说，”你有病啊？”我看着他。他说，”你有精神病啊？啊？你有病啊？”我很愤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J过来把我拉走了。门卫寒冷而蔑视的眼神留在我的背上。
我决定离开老J，这个决定跟上一回的决定不同。上回我很雀跃，觉得可以跟着木豆，现在我则很发愁，离开了老J我不知道谁会收留我。我去找一个外国人。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在电话里他喝得醉熏熏的，不停地对我”拨拨”地亲着嘴。我坐了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他住的宾馆里。他站在门外，跟一个胖姑娘在一起。我听见他用英文对那姑娘说，”中国小姑娘，漂亮吗？”那胖姑娘说，”不漂亮。”他们以为我不懂英文。
我坐在外国人的沙发上，胖姑娘很快走了，气氛很是沉闷、尴尬。后来他让我到里面卧室去。我就去了。窗外有一个很荒芜的花园。我看着窗外。他让我坐在他的腿上，我就坐了。他解开我的衣服。后来我的衣服就全掉在地上。他让我躺到床上去。我就躺到床上了。他进入我，5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到厕所里，冲掉他的安全套。然后回到这里来，我看见他开始穿衣服。我没有动。他对我说，”把衣服穿上。”我就把衣服穿上了。又坐了五分钟，谁都没有说话。我说，”我走了。”他眼睛一亮，说，”再见。”我很愤怒，走出门外，他把门打开一条小缝，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这天很冷，我又坐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去。
我还是觉得一定要离开老J的，离开他以后干什么就以后再说吧。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鲁地去。你看，我要投降了。我发现跟北京的残酷相比，鲁地的苦痛还是可以忍耐的。虽然想起鲁地的街道我仍禁不住颤抖。是这样的，我是死在家里，还是死在外面？我将从北京回到鲁地，我回鲁地是为了死的，正如我的外婆一样，来到鲁地，就为了要死在这里。
在我们那间听得见妓女和嫖客声音的小小的包房中我拥抱着老J。老J睡得很香。我在想在这样的处境下他怎么还能睡得香。夜总会很久没有发给他工资了。就连我们那点租房子的积蓄也快要用光了。在这里很多人对我们冷眼。老J却从来不对别人有任何歧视。老J是个不懂得歧视的傻忽忽的人，既不懂歧视别人，也看不懂别人的歧视。可是我懂。他那文化名人的父亲不承认我们。半年前我曾看见过他一次。他对老J跟我的事暴跳如雷。他，和老J的母亲，他们受人尊敬，在受人尊敬的生活中建立了生活的准则，其中包括得体、跟人保持距离、待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态度，找对象年龄相当，不要让人笑话等等。这一对受人尊敬的夫妇有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他们的儿子睡在我怀中，肥胖、迟钝，……善良。
我跟老J最后一次出去是去一个朋友家里。老J很少有什么朋友。自从他从俄国回来后，跟以前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这个朋友是他们家一位世交的儿子。他父亲当官，他则经营着一些生意。他住在高尚的社区里。老J希望他能给他一份体面些的工作。当然这事后来泡了汤。这些人看我们的目光都意味深长。我只记得老J跟我一起下了出租车去买水果的事。我们要买一些水果给那富人。掏钱的时候老J面容发白。他的钱，装在里面的某一个口袋里的一叠不见了。也就是说他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