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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姥姥才告诉我：水晨爹被村里定为坏分子，而姥姥家是军属，村里
干部开会说了：如果两家来往，就是阶级调和。
我七岁回青岛上学了，但是，年年暑假我都跟哥哥一起回到水门口姥姥
家。那里有我们最好的伙伴水晨哥。村里的孩子没有人理他，我和哥哥不怕，
我们也不是被水门口管的人。水晨哥为此感激得不得了，在他那幼小的心灵
上，我们是把他看成了一个正常的人，平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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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水门口还没有电。我最怵磨面了，窝憋在小小的碾房，推着碾
杠一圈圈走得没完没了。姥姥一让我推磨，我就把水晨哥喊来。“我来推，
你来扫。”每次他都这么说。我在前面用笞帚扫碾盘上的粮食，他与我保持
磨盘半径的距离，走得又稳又匀。
“水晨哥，你赶不上我。”
“水晨哥，你总是落我一段。”
“水晨哥，咱俩要能并排走就好了。”
面磨好了，我和水晨哥也都满身满头白面了。我笑水晨哥，啊，你成老
头了，白胡子老头。他也笑我，却并没有说我是老太太，他事事都让着我。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翻天覆地了。
全国各地都在闹革命。青岛因为是沿海城市，各显要的机关、单位、街道都
挂上了大幅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
人们都在说：要打仗了，台湾老蒋要打过来了。我们家当时住在信号山的半
山腰上，有消息说市里决定要把这座山挖空，将来好住人，藏人。整个青岛
人心惶惶，政府提出疏散人口，我妈妈担心万一打起仗来，我和哥哥没人照
顾，就把我们送回了水门口。
我和哥哥又回到童年的天堂，开始了乡村小学生活。这次回去，我发现
水晨哥变了，变得不像从前那么爱说话了。最不能让我理解的是他十几岁了，
却不上学，偶尔在学校门口遇见他，他也总是躲闪着。好几次我想问他，又
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天暗灰暗灰的。在农村，下雨就不上课了。我
从小就是个急性子人，去找水晨哥，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不上学！我把自
己最心爱的小《三毛流浪记》送给他。我还记得我当时说的话：“水晨
哥，你们不认字的同学，只能看小上的画了，这本书送给你吧！”谁料，
水晨哥站起身扭头就走了。我气哭了，“人家好心好意，真不知好歹！”打
那以后，我和水晨哥的来往就少了，我从心里瞧不起他了，不认字，胸无大
志，将来有什么用？没出息。至今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多讨厌多浅薄的小姑
娘。因为不久我就知道了，不是水晨哥不愿意上学，而是村里不让坏分子的
孩子读书！真对不起，水晨哥，原谅我那时的不懂事吧，我那时太无礼了，
我一定真正地伤害你了。
经历了和水晨哥那次“别扭”之后，十二岁的我仿佛突然长大了，再见
了水晨哥，我总是迎上前，亲热热地叫他。我竭力做出在我们之间任何事都
没发生过的神情。水晨哥却不再抬头看我。
阴历的七月初七，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农村是很
讲究的。姥姥因为我在，格外重视，头天晚上就把面发好了。姥姥东家跑，
西家借，把村里最好看的卡花模子都借来了，有小鱼的，有莲花的，有小猴
小狗的。姥姥一边烙花饼，一边把它们串起来，卡花可以染成五颜六色，煞
是鲜艳。串在一起挂在脖颈上，那感觉真比当今女孩子戴的项链还好看。姥
姥给我做的这个“项链”是可以美也可以吃的，那一天，我真是美得不知姓
什么。
夜幕下，凉风习习，我和姥姥一同趴在院墙上和水晨哥一家叙闲聊杂。
我手里拿着一个大鱼卡花，我指着鱼肚子上的两个字告诉水晨哥：“这两个
字念
feng（丰）shou（收）。”我好为人师的老毛病又犯了，水晨哥的脸一
下子暗了，他倔犟地走开了。
后来，我听小姨说，在他家的厢房里，水晨哥写了满满一墙的：丰收。
1969年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舅舅在村里当第一生产队的
队长。秋收大忙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在地里。到了中午，各家都派人上山
送饭，那时的我已经算姥姥家有用的人了。每天晌午，太阳的影子就要和苹
果树对正时，我就抄起扁担，一罐水在前，一个小藤筐在后，挑着上山。舅
舅的午饭通常都是一碗萝卜菜，三个玉米面饼子。上山送饭是我最喜欢做的
一件事。一路上，肥嘟嘟的蚂蚱猛飞起来跌跌撞撞的，总往我脸上、身上冲。
老鸦无所顾忌地呱呱叫着，一起一伏地飞远，还有秋凤吹动杂草的簌簌响声，
都好听极了。
舅的午饭通常都是一碗萝卜菜，三个玉米面饼子。上山送饭是我最喜欢做的
一件事。一路上，肥嘟嘟的蚂蚱猛飞起来跌跌撞撞的，总往我脸上、身上冲。
老鸦无所顾忌地呱呱叫着，一起一伏地飞远，还有秋凤吹动杂草的簌簌响声，
都好听极了。
再后来，我回青岛上中学了，就很少回水门口了，但我常常惦记着水晨
哥，他不认字将来怎么生活？放一辈子牛，一辈子就耗在农村？不知怎么了，
我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上高中的那年暑假，我又一次回到了水门口。水晨哥竟然结婚了！天啊，
他结婚了！他才二十二岁！
我一下子愣了。姥姥却说挺好的，省得一辈子打光棍。水晨哥会找一个
什么样的媳妇？我急于想知道。
水晨哥的新房紧挨着水晨妈东屋，屋子不大，收拾得整洁，利落。四床
簇新的被子摆在炕上最显眼的位置，一辆新自行车摆在屋子中间，此外，就
没什么了。
水晨哥和以前相比没什么变化，黑红的脸，小平头，一身石头般硬的肌
肉，他穿一件深色的背心，背厚厚的，只是堂堂一米七八的个子不那么挺拨，
他的背有些驼了。水晨哥见我来了，眼睛里全是高兴：
“小萍妹，你越长越高了。。”
“嫂子哪？”话都出口了，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从来没叫过谁嫂子。。
“你嫂子上山了。”水晨哥回答得很自然。
“哪个村的？”
“咱村后街的。”
“谁啊？”
“等子。”
“是喜来家的那个等子？”
“嗯。”
我简直不敢相信，等子会成为水晨哥的媳妇。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皮
肤又黑又粗，鼠灰的头发天生有些卷，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她只有一只眼，
另一只眼是因为她小时候得麻疹时弄瞎的，现在装了个玻璃球假眼。我无法
接受这一事实。
水晨哥为什么要娶她呢？我痛苦地问姥姥。姥姥认定菜里虫菜里活，命
跟命不一样，姥姥又告诉我等子是带着特殊的“嫁妆”来到水晨家的。等子
的叔叔是村干部，她爹又是大队会计，当时提亲时就把条件讲好了，贫农的
女儿嫁给富农，水晨哥家的弟弟妹妹就可以上学。
水晨哥所失去的，或者毋宁说是被人剥夺了的基本生存权利使他默默地
忍受成习惯了，他对生命有了另外一种随遇而安的平静。他还是他，没早没
晚地干着活。
再见到水晨哥，是十几年后了。我已调到中央电视台做了主持人。也是
一个夏天，我和哥哥一起来到了水门口。因为村里这时家家早有了电视机，
我的到来在村里就成事了。人们奔走相告，不大的工夫，舅舅家的院子里就
站满了人，许多孩子和年轻的小媳妇我根本不认识，只是一些上了年纪的，
或是当年姥姥的邻居我还有些面熟，大多都叫不出名字了，只有等子嫂我一
眼就从人群中认出来了，她还是那么不好看，却一脸的善良、淳朴。
我上前从人堆里把她拉出来，“等子嫂，你好吗？”
“萍妹还记得我，瞧我这脏样。”
等子嫂变化不大，岁月几乎没有给她特别的印记。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女
孩，脸盘、身架都像水晨哥，一双女儿穿得干干净净，小脸洗得白白的，头
发梳得光光亮亮的，我一见便有说不出的喜欢。看到孩子如同看到了水晨哥
现今的生活。
“你爸爸呢？”我问十岁的大女儿。
“爸开拖拉机上崖头了。”我心里再一次感受到一阵阵不可名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