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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你别太私心了，婶子他们是来看你的，可也是来看我们的嘛。在这个时候有人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心头热乎啊！老马，你一定代我们好好谢谢婶子。”
这回，马师傅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他再次看到几十双战友的手在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高高地举着，挥动着……
北京保卫战
四、
作家何建明为本报在第一时间采写的、记录北京遭遇和抗击非典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自6月6日在“笔会”刊出第一部分以来，已连续在6月16日、20日刊出第二和第三部分，在读者朋友中得到热情的反响。在我们接到作家传来的第四部分并开始编发之际，获悉了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的消息，北京抗击非典的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历风雨见到彩虹的人，谁不能体会这个消息带来的喜悦！
在这个时刻通过作品重新回顾北京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的一切，格外令人心潮难平。
国泰民安，伏唯尚飧！
——编者
800万服“八味方”
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几十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对所有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无论你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干部。不宣而战的SARS，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不能延误！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存亡的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传言。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帖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在恐慌中见什么信什么。4月8日，“姜八味”在《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促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
“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抓药给我们！”
“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
“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
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嘘嘘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能多长出几双手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它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
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
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
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操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长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得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整午夜12点。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
黎明时刻，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
“我们要订5千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
“8千，我们要8千服！马上就要！”
“给我们订1万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
“我们也要1万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
“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
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空有虚名。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满堂哄抢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是一位年轻的副市长。
这位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
“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改手工抓方煮药，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
“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下可采用机器煮提药液。”
“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一锤定音。
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
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日夜不停，开足马力。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比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
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
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向陈济生报告。
日供20万副！领导下令。
20万服早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
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防护服：从几百套到200万
“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当了。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