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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瓦解敌军工作成为毛泽东在战争中加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高树勋起义，对于想消灭共产党一统天下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当头一棒。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命人从缴获蒋介石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中，选出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在延安新华社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蒋介石意识到，此时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的《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
“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1946年1月，高树勋给蒋介石写信，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蒋管区贪污腐败情景，要求国民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成立正式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
3月，高树勋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3月21日，高树勋赴邯郸参加大会，以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
诚如毛泽东所言，继高树勋之后，“走高树勋道路”的国民党军接连不断。
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所部于海城起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起义，由成都飞往延安。
1946年9月，国民党第38军孔从周、刘威诚部起义。
1946年10月2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电报，祝贺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朱德还专门写了文章——《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在此之前，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官兵起来罢战怠战》的社论，号召国民党军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起来罢战怠战。
必须保证高树勋的安全（1）
毛泽东在给高树勋起义部队起名字的时候，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高树勋原来想叫“和平建国军”，但这个名字肯定是不能再用的，因为抗战时期的汪精卫伪政权的曾用过这个名字，已经臭的不能再臭了。沿用过去的“新8军”也不好，那是国民党的番号。最后高树勋从毛泽东提供的“人民建国军”和“民主建国军”中，选择了“民主建国军”。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把高树勋的起义部队编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呢？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树勋起义部队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高树勋起义之后，曾经在解放区接待过一名外国著名记者的采访，说出了这种距离：
“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本地产的酒）。”
高树勋也许觉得这种生活水平的降低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农村长大的，也吃过不少苦。甚至后来当了国民党的高官之后，闲着无事的时候，他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
可是其他的中、上层军官呢？他们未必能适应这种生活。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
国民党军队的中、上级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据内部资料记载，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进驻武安地区的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根据地的群众与共产党的部队相处久了，自然容忍不了这种带有浓厚军阀习气的部队，尽管它已经“起义”。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树勋的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
派去的政工人员，在态度和方法上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他们采取了解放区土改工作的方法，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
对此，前去采访高树勋的外国记者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
“再说，别看他（指高树勋）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猜忌的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就必然要结出分裂之果。
高树勋手下的中、高级军官颇有怨言，仿佛更加证实了政工人员的猜忌。
1946年底，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特务案件”，把这种猜忌推向了极至。
当时因为解放区的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晋冀鲁豫军区派去的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3个手指头，高度绷紧的政治神经使这位保卫干部认定，他就是向特务发暗号！
于是，这位形迹可疑的连长立刻被拘捕关押，哪里经得住具有丰富“肃反”经验的专职人员的审讯？如此这般一番严审，该连长招供出“民主建国军”内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一些营、团级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
于是，被招供出来的这些军官又被秘密逮捕，陆续被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这些军官多数没有扛住，又是一通招供，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军官的级别越来越高，一时间“民主建国军”驻地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事有凑巧，这边正在怀疑“民主建国军”“通敌”，那边高树勋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庄，确有国民党人前来策反，来人是高树勋原来部下从西安派来的，带信给高树勋，让他“弃暗投明”。
高树勋为了表示自己清白，将信立刻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高树勋有口难辩。
这更加加重了军区政治机关的怀疑。军区领导当即做出内部决定，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防止他有异动。
此时，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围攻，根据地的军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1947年6月，毛泽东指出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对外称是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实际上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绝密电报中，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几乎集中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的主力部队。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了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全面负责。
必须保证高树勋的安全（2）
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解放区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
前方又传来了徐州警备司令郝鹏举被国民党策动叛变的消息。形势迫人，来不及多想，军区负责首长当机立断：“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为了解决“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于1947年5…6月间，调来了驻扎在山西晋城的新四军李
先念部第5师第13旅、第15旅共7个团，进驻长治。
1947年6月14日清晨，晋冀鲁豫军区派一个团，去抓高树勋。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枪战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赶来的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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