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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心梅是县委的组织部长，本来就是胆小怕事处处小心的人，当她刚看到这文章的时候，手抖得竟然连报纸都拿不住了。回到家里她一直焦虑不安地等大羽回来，等到半夜三点，大羽终于回来了，她给旁边睡着了的儿子何今捂了捂被子，就把大羽轻轻拉到外面书房里坐下。她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压住自己的声音说：“那篇文章我早就知道了。本来专署对云山的事一直捂着，可不知怎么刘芳竟然把这文章捅到了省里去了。邹皓昆本来还想去省里解释一下，可张专员说：‘这样保护干部要把我们都牵扯进去的。’邹书记也难啊。专区不能不发，还加了个‘编者按’。唉！怎么会这样不顾前后事实，竟然把问题都推到你身上了呢？”何大羽沉默了好一会才平静地说：“我不怪人家，只能怪自己。云山钢铁厂从一开始就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这些事情我早就该提出来，可现在有什么办法？我只有豁出去了。我必须检查自己的错误，只有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地委可以以我的错误为戒，完全可以把我当成急躁冒进的典型。上级怎么处分都可以，但我必须呼吁要正视当前这种冒进带来的危害。”
心梅看着他疲惫的眼睛，柔和地说：“大羽啊，你现在只能做检查，千万不能再说其他的事。你如果呼吁冒进带来的危害，只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大羽啊，什么事都应该回头想想，必须顾全大局。你是不是再去找邹书记谈谈，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第二天天不亮，何大羽就从县里启程又一次去专区找邹书记和张专员。他一路都在想如何严厉地检讨自己，一定要诚恳平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抵触情绪。
然而何大羽和心梅都错了，邹书记明明在地委，办公室里的人竟说他不在。他开始明白领导已经在回避他，要检讨自己都已经没有机会了。面对残酷的现实，一阵怅然若失万箭穿心的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何大羽坐在走廊上，来来去去的干部们好像都没有看见他，面对此情此景，他思绪万千可什么都想不进去。而事实上，他已经没有说话的余地了。
直到下午，何大羽没等到邹书记，更见不到张专员，他只有带着遍体出血的感觉回到县里。
何大羽回来以后，其他几个县领导也在回避他，新任命的县委书记只和他招呼了一下马上就去了云山钢铁厂。何大羽坐在办公室没找任何人，他知道自己像瘟疫一样已经成了可怕的反面典型。
何大羽也没回家，只想再写份检查，并且也只能按照被批判的思路去写。
当他把这份报告交给专员办公室之后的第三天，专区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刘芳的文章。这文章完全把他的检查当成了活靶子，活脱脱地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反对总路线、破坏大炼钢铁的机会主义分子。然而，何大羽听了心梅的话，既没有再去专区，也没有任何申诉。初步检查，再次检查，深刻检查之后，专署才说等候处理。
在经历了忧愤和心酸的挣扎之后，何大羽内心反而觉得平静了。所有的批判会上他几乎是没有反驳，也从不牵扯任何人。紧接着，地委下达了对何大羽的通报处理，把他下放到另一个县去当了公社的副书记。
第三部分：炼狱席卷全国的大饥荒
1959年春夏之交，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像溃堤一般扑面而来。这年四月，李子良也被下放在华岩公社做了粮食仓库管理员，吴秀明也被下放到云山另一面的抱山沟小学去。不到半年，华岩公社库存的粮食几乎都被调走了，饥不择食的农民越来越多，山民们就开始用野菜、草根甚至是树皮来充饥。
九月中，李子良听说省里已经知道云山一带饿死的人太多，专门派人来调查粮食库存情况。仓库主任吴东川把大家招集起来说：“过几天，省里和专区的人就要来了，同志们哪，国内外反动分子现在正在攻击我们，我们不能给大跃进三面红旗抹黑。我们要发扬风格，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高风亮节。”
吴东川下令把已经没有粮食的围囤下面放上糠壳，把仅有的谷子铺在上面，看起来，仓库里有些围墩还是满满的。
作为原来是农业局长的李子良本来心里就窝了一肚子火，他竟然把吴东川叫来说：“这是犯罪的行为！谁叫你们这样干的？”
吴东川当然知道李子良过去是他的领导，他马上笑着说：“我也没有办法，专区的视查后天就要来了，这是上面布置的。”
李子良说：“我们共产党为老百姓打来的天下，现在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处是欺骗，吴东川虽被吓了一跳，可依然笑着说：“李局长，你现在虽然下放了，我还是要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的情况还是你们弄出来的。”李子良听了这话顿时瞠目结舌，他实在憋不住了，竟捶头顿足地大叫道：“天哪！我现在实在是说不清楚了！我心里痛啊！可你们也不该弄虚作假啊！”
说完这话，李子良回到房间关上门痛哭了起来。吴东川知道自己戳到了李子良的痛处，更怕他在调查的时候乱说话，只有连夜赶到县里。新的粮食局长原来也是李子良的部下，马上带着吴东川去找县委书记尚新宇。尚书记听了仓库主任的汇报也感到有些棘手，上面点名要视察的地方怎么就碰到了这个不懂事的李子良。当汇报到李子良说他们犯罪的时候，尚新宇问了一句：“他是这样说的？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仓库主任说：“当时几个人都在场，我怎么会乱说。他后来还回房去哭了哩。”
粮食局长马上说：“老李是喝了酒吧？”
而县委书记尚新宇却不这么看，很快就给公安局长打了个电话。
就在第二天一早，县公安局来了几个人。他们匆匆问了几个保管员就叫来李子良说：“县里有事，叫你马上去。”
李子良放下手里的活，问道：“什么事？”
任凭李子良怎么问，几个人都不回答，只是把他带上车，一齐去了县里。
李子良被看管了几天，什么人都不许见，一直等到省里和专区的视察组来了过后才让他回去。正当李子良悲愤交集的时候，尚新宇书记却微笑着走来说：“李子良啊，你是个老同志啦。你怎么能说那种攻击党的话呢？我后来过问了，听说你是喝了酒说的胡话。你们仓库的问题的确不少，可也要注意改一改自己的脾气。”
李子良刚想说什么，又突然苦笑起来。他知道自己被拘留的这几天，自然是因为怕他向上面反映问题。还没等李子良开口，尚书记又打着哈哈说：“我马上要去开会了，我看你以后就不要管粮库了，去抱山沟当生产队长怎么样。你爱人也在那里，你们就好好聚一聚。”
而这个时候，云山也进入了最难熬的第二个冬季，农民们已经没吃的了，大批善良的顺民开始眼睁睁地被饿死。而县里又下达了紧急任务：不允许躺在街边，只能饿死在家里。饿得常常眼珠子翻白的李子良又不能平静了，他竟然提起发抖的手，分头给省里专区和县里写了几
封反映农民疾苦的信。他在信里陈述了自己所在的人民公社从五月起已经没有粮食了，刚刚收到的一点粮食几乎全被调走了。到了八月连耕牛和谷种都吃光了，而不少仓库还在弄虚作假欺骗上级。他是九月到抱山沟来当了生产队长的，在一个月之中，这生产队已经饿死了二
十八人，饿死人的情况还会继续。他在报告里还特别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是伟大而光荣的。他只想让上面了解情况，只是想救那些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让李子良完全没想到的是，县里竟然很快来了个通知。通知上说：“兹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县委召开情况反映座谈会，特请李子良同志准时出席。”
李子良连夜赶到县里。他几乎同时看到了他原来的秘书江柄文和专区派来的领导刘芳。江柄文还是农业局的小干部，而刘芳此时已成了专署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了。可她没有见外，看见李子良就主动上来打招呼说：“李子良啊，老同志啦，很久没见了。听说你在下面生产队搞得不错啊。你和吴秀明好多年都没有聚在一起，现在能在一起多好啊。”
李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