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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则带有非常纯粹的武汉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印加厚迫于琐碎生存体现出来的无奈；庄建非淡化爱情追求情欲的功利性；以及李小兰因为新生儿的出世所萌发的母性情怀等，都是武汉特殊地域文化致使的行为过程和风貌。另外，彭建新的长篇“三部曲”：《孕城》《娩世》等，不仅运用了娴熟地道的武汉方言、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汉口生活场景，而且在悠长的叙述中，对一座城市的诞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和历史感怀，如同一幅幅地域风俗画卷，不仅有很浓的地域文化气息，还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历史的纵深感。
由此可见，文化和精神基因的遗传，由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有意识的漫长过程，既是历史的不断演进，也是地域风俗模式化、情景化的不断积淀。二者相辅相成，难以分割。
其二，时代精神因素。
时代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可以从文艺本身来考察。如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流，即“政教中心论”，它最初起源于《尚书》“诗言志”，后来延续的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等＇5＇，“而文学艺术家生长发育的‘生态位’，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因素：自然风物景观、时代精神氛围、深厚政治状况、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基本的物质条件”。＇6＇它说明了文学作品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
时代精神氛围，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而提倡的主流文化理念，它是全民族甚至国家人民必须遵循的行为宗旨和语言宗旨。中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艺术要反映时代变迁，必然要体现时代精神。
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时代精神作为一个大区域的主流文化理念，它与地域文化相互渗透，对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接，通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7＇
武汉文学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延续，如同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悠久的文学生态源中，有一种灵动的、如同万千湖泊般的个别性，所谓个别性，是能代表本群落生存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如行为方式，语言习惯，礼仪风尚等。说到底，个别性也就是地域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多元文化，在顺应主流文化的同时，武汉作家小说题材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敏感，多变，既有北方文化的豪迈与大度，也有南方文化中的细腻与调侃，特别是商埠文化中的市民性格的影响，它在融汇主流文化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质感，即市民文化的功利性和自我性。尤其是自我性，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区域化人格的标榜，也是非常独立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
武汉近20年来小说生态中独树一帜的亮点，应该是市民文学。几乎大多数的武汉市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市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池莉，如她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小说《生活秀》，女主人公来双扬身上体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意识，她幼年丧母，父亲离家再婚后，她为了抚育几个弟弟妹妹，不得不在少年时期就率先做生意，当时还得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抓的危险，东躲西藏，因此从小练就了一套生存本领，也奠定了非常自我的独立意志。来双扬的形像不仅生动典型，质地也非常鲜明，她代表了武汉市民文化在融合大时代主流文化时，体现出来的个别性，它是典型的市民生存哲学的代言人，因此“生活秀”，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自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理念。
还有胡发云近几年引起文坛关注的系列中篇《死于合唱》、《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等，所谓回顾历史考证风俗得失，主要寻求一种文化语境。胡发云小说最显豁的特点，就是强烈的理性色彩。他的作品多以中下层人的生活为题材，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小市民、机关干部等。作品中不仅洋溢着浓厚的武汉市地方氛围，而且都与真实的历史背景有关，在《死于合唱》中，费普的三次合唱经历，都发生在市民人口密集的汉口，而且是在有百年历史的汉口租界地段的纵深巷道里，这里的市民是区别于来双扬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处事为人还存有少许的书卷气甚至浪漫气。
前面说到武汉市多元文化交错，其中就有租界文化。作为殖民地的重镇，当年英、法、德、日、俄、美等列强，对武汉的入侵，不仅体现在地段的占领，主要还是文化侵蚀。哪怕到了费普生活的50年代，这种文化的侵蚀仍有历史的影响，正因如此，武汉市这座华中重镇在本质上才与很多其他内陆城市有区别。比如教堂唱诗班的合唱，它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是作用于精神的，费普人生经历中的三次合唱，就是始于唱诗班合唱。从艺术本质来看，教堂唱诗班的合唱，与文革时期大街小巷狂热的歌咏活动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颂歌，前者咏诵的是圣母或者上帝，后者歌颂的是领袖，所以在费普看来，合唱不是一种单纯的音乐表演形式，而是一种净化心灵的精神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升华为一种生命意识，成为费普人格化的生存理念，它是费普终身所追求的一种文化姿态。费普死于合唱的奇特经历，也变得不再个人化，而显得厚重，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生活姿态。这部中篇从知识分子阶层，剖析了一个奇特的灵魂从生到死的经历，不仅有很浓的武汉市租界文化色彩，也从一个十分独特的地域化角度，折射出那个年代一个群落社会的文化精神。
与《死于合唱》比较相似的还有徐世立的长篇小说《儿科医生》。它绝不是一部单纯写救死扶伤的作品，它里面潜伏着很强的地域化特征，碰巧这部作品的背景又发生在济仁医院里。济仁医院的前身，是教会医院。我们知道，教堂与教会医院是殖民地文化的两个视觉点，一个作用于精神，一个作用于肉体，比方教会医院的普救苍生的宗旨，所谓上帝主宰一切的观念，虽然有很大的蒙蔽性，却也救死扶伤，的确是做过一些所谓的善事的。济仁医院由历史走入了市场经济，从一个弃婴入手，展开了救死扶伤的故事。期间，围绕着医疗费用的问题，出现了救弃婴还是不救的争论。应该说，这个作品完全抛弃了市场经济的主题，而出现了人性的皈依，它与同类题材的差别显而易见，充满了理念探讨，显出别样的文化追求。
“文化是文学的身份证，文学若不带上自己的文化声明，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8＇武汉作家的小说创作实际上完成了这个“声明”。如上述的“新市民小说”，既反映了武汉群居社会的小市民情绪，又表现了小市民生存状态的所谓“秀”。“秀”也许正是一种“文化声明”，从80年代的《汉正街》，由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就有了“汉正街”文化，到了池莉的《生活秀》，又延续了“吉庆街”文化。这两个作品都是市民文化造就的小说题材，很能代表武汉地域特色，其浓郁的市民情绪和市民生活理念，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武汉群居社会地域化的时代精神。
其三，自然状况因素。
自然状况概貌，如江河湖海，山丘峻岭等，它很少单独形成小说题材，仅作为一种品格或质地的参照，出现在小说题材之中。如像征着北方品格的博大与豪迈，像征着南方品格的细腻与温婉，都借用了自然属性来作为审美参照，山和海——象征着博大与宽阔：湖水和溪流——象征着平静和温婉。自然因素与小说题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