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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6）
2009…11…24 20：52：26 本章字数：1113
第四点，我们应该尊重谭力说话的权利。这句话，一些占据道义制高点的人可能不喜欢听。他们只是觉得谭力的话不中听，或者还没听的时候就给他贴上了丑陋的标签。同样的事，在我专访张维迎的时候也遇到过。因为不喜欢他，所以拒绝听他说话。因为拒绝他说话，所以认为让他说话的报道不好。谭力的访谈发表之后，一个当下已经下海的昔日县长看过之后说，他笑了，是不好，可是在中国官场，呈现什么样的表情，其实不是一个官场外人可以想见的。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替谭力辩护，而是建议不喜欢他的读者和传媒人倾听他的解释。他是一个公民，他是一个新闻当事人，他有说话的权利。
就记者的角色而言，我们只是报道者，我们的职责只是负责任地报道新闻。至于新闻中的当事人是否是我们喜欢的人，是否是正直的人，并不重要。他们所说的话，是否是我们爱听的，也不要紧。我曾经想过，如果谭力能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他在灾难中的“笑”，谦卑地向那些因为他的笑而受到伤害的人们致歉，他的美誉度会高得多，新闻报道的传播力会大得多。问题是，我不是谭力，我不能替他说，我只能忠于他的原话。尽管他的原话在部分读者或者部分同行看来，很没有味道。可这不是记者的错。
顺便说一句，现实中，篡改采访对象的原话，甚至于替采访对象说话的记者，不乏其人。曾有感觉采访对象所说的“人话”不合“官话”标准的记者，将“人话”篡改成“官话”，也曾有感觉采访对象所说的“原话”不合读者口味的记者，大胆地替采访对象说了话。后者往往没有卑劣的动机，他们只是觉得他们的读者、他的稿件、他所在的媒体更需要那样“正义的声音”。
我曾在一家媒体的编委会上，听到一个前同事大声地说，绝对不能给那些“左”派提供舆论阵地，我们只能发出自由主义的声音。我很纳闷，希望发出自由主义声音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给“左”派提供舆论阵地呢，自由主义者不是主张声音自由的么？
就媒体的本位而言，它应该为各种舆论提供阵地。世界之所以需要媒体，是因为各种舆论需要交锋。为什么讨厌媒体为一部分人说话的媒体人，在现实中同样希望堵住另一部分人的嘴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谭力就反感媒体上出现他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他的说辞就反过来认为记者的文章不好，媒体的立场不正确呢？
了不起却不足取的心态
对于新闻真相，我想多说几句。在我们报社的历史上，对真相的追寻是一种优良的历史传统。在上个世纪末，在“众媒闭口我独吼”的黄金时代，我们有时候会成为真相的独家供应商，尽管我们并非唯一的新闻供应商。我不晓得，是否这个时代的成就，养成了我们独家供应真相的心态。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7）
2009…11…24 20：52：27 本章字数：589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想说，这样的心态是了不起的，但却是不足取的。独家供应真相是竞争制胜的法宝，是每个优秀的新闻供应商所必不可少的理想，但它仅仅是一个理想。我们所有的努力只能是逼近这个理想。
哲学意义上的真相，是不可能独家供应的。敢这样想，等于宣称自己可以独家垄断真理。
新闻意义上的真相，同样是不能独家供应的。我们不是唯一的新闻供应商。就追求真相的新闻史而言，历史上绝大多数真相的暴露是新闻接力赛的结果。
我们鼓励并欢迎新闻的市场竞争，是因为只有充分竞争的新闻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我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考察美国新闻界时发现，支持共和党的媒体和支持民主党的媒体有时会掐架，掐架的过程虽然暴露了部分媒体的褊狭，却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相，使得妄图偏袒某个总统候选人的媒体难以得逞。
好几年前，有家媒体做了个《吕日周真相》，我已记不清到底写了啥，但我相信它所呈现的一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相，它只是还原吕日周真相的一个环节，至多是逼近了真相。起码，后来《新京报》所报道的整版的关于吕日周利用职权妨碍司法的情况就没有出现在《吕日周真相》中。
说了许多口水话，无非是想说，我们只是新闻供应商中的一家，我们的稿件只是新闻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祈望垄断真相的发布，因为真相永远在他处。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1）
2009…11…24 20：52：28 本章字数：847
第四章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知识分子的王者归来，使得偃旗息鼓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文人论政”卷土重来，借助知识分子、大众媒体和公共议题的互动，学者们占据媒体的一角，或者仰仗专业领域的研究，冷静客观地评析世界，或者依靠公车上书的激情，煞有介事地纵论国事。
他们是一群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的人。
跟他们打交道，有的人让你高山仰止，有的人让你怀疑他是个骗子。
骗子的事，我就不说了，仅以我敬仰的秦晖先生、毛寿龙先生和我打交道的往事，说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的暧昧及其由来。
如果波斯纳来到中国
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赞誉远远少于批评，但被批评的这个群体却因之更为时髦、更为走俏。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从英文public intellectuals翻译过来的词汇，在今天的中国，差不多成了贵族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犹如欧洲王室授予知识分子的爵位，高贵得很。
如果波斯纳先生来到中国，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景象，会怎么想？
波斯纳，曾经受命调解微软垄断案的美国著名法官，《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作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传播居功至伟。他不是这一概念的炮制者，却是第一个下定义的人。依据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他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就是指那些占据公共媒体、公众讲坛，敢于对自己素无研究的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见解的人，政治也好，社会也罢，只要大众有兴趣，他们就敢说，至于他所评论的是否是他所研究的专业领域的问题，他们并不在乎。
显然，波斯纳在讲述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含有些贬斥的味道，但他并未表现于外。在研究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波斯纳似乎没有赋予道德评价，说他们好，或者不好，他只是一本正经地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数据库中，输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字，看他们的“媒体曝光率”，英文叫media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2）
2009…11…24 20：52：30 本章字数：1073
该周刊以特征描述的方式，做出了解答： 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在此之前，英国《前景》杂志曾评选出“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入选标准是波斯纳式的，而非《南方人物周刊》式的，他们只要求入选者具备两个条件： 活着，而且活跃。活跃的内涵是，凭借专业领域内的卓越声望，不分专业内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影响公共生活。
我们尚不知道被定义为官方媒体的上海某报对英国《前景》杂志的态度，对他们捣鼓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是赞同，还是反对，我所知道的是，该报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不点名地驳斥了“我们的杂志”所诠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并斥之为效颦之作。虽然他们觉得类似概念只是“不能影响社会舆论主调”的一点“噪音和杂音”，但是，决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评论员文章仍然严肃批评道：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提出，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
尽管喜欢以集体署名方式撰写评论员文章的上海某报，并未点明“我们的杂志”是哪家杂志，我身边的读者还是不容置疑地将之理解为《南方人物周刊》。当时，该周刊创刊不足半年，无论是发行量和舆论影响力都小得很，人们怀疑，上海某报的评论员文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