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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钦佩他们的使命感，并且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论及使命感时的真诚，只是我自己，已经不再将自己当做救苦救难的牧师，或者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家。我开始承认我的世俗和软弱。我不愿夸大我作为一个记者的使命，反过来，我一再劝慰自己，保持一份平常心。我对《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乡贤何雪峰说，我们的工作不比一个菜市场的屠夫高尚，我们的智商也未必强于一个事务所的会计师。
2008年秋天，我去美国参加一个被命名为“默罗计划”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默罗是上个世纪美国闻名遐迩的记者，因为他的卓越声名，他被总统任命为新闻署署长。后来，美国新闻署并入了美国国务院，成了美国外交机构的一部分。几年前，为了纪念他的杰出成就，邀请新闻记者到美国访问的计划，被国务院命名为“默罗计划”。
正文 “看不到晚霞，也看不到晨曦”（4）
2009…11…24 20：52：06 本章字数：1076
在纽约，美国国务院找到了默罗的儿子，请他去《纽约时报》和大家见面。面对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国务院官员高度称赞了默罗的功绩。稍后，默罗的儿子开始演讲，谈他的父亲为新闻自由而战的个人历史。接着，他开始接受记者们的提问。
一个外国同行问：“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亲就在世界各地采访、写新闻，鲜有时间顾及家人，你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吗？”
和默罗的儿子对话前，我们在美国国务院，与“水门事件”的采访者鲍勃交流过一次，有一个国家的记者问他，你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我们非常地欣赏、崇敬和羡慕，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你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么？鲍勃跟他说你要Keep on！Keep on！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话音刚落，另外一个国家的记者就站起来了，他说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我们需要有一个工作，我们没有美国这样制度性的环境。
当天晚上，我和《环球时报》编辑王文，一位让我对未来新闻界充满信心的“80后新闻人”，讨论了这件事。我认为，鲍勃作为一个记者本身是优秀的，但是创造“水门事件”这段历史的不是鲍勃，而是美国的宪政制度。鲍勃自己也说，美国国务院的大楼里，有很多人想把他抓起来，但是他们做不到，因为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保护了他。
说到我们的工作之于我们的国家，我说，我们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但我们引领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为这种有限的引领做出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有特别高的期待，因为很多时候，媒体对国家的贡献并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努力。
冷静地想想，媒体和记者的价值，我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贡献，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体性的。毋庸置疑，过去的20年内，我所在的媒体，在不同的时期的确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和同行比，我们拥有更多优秀的记者和编辑，做出了更多优秀的报道，做出了一份相对出色的报纸。但是，这些年，新闻业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的一己之力推动的。我承认我们的光荣，承认我们曾经和现在所做的贡献，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对新闻的功能的推动，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中，不是独立的、唯一的。
我们说媒体的重要、记者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媒体重要和我们作为记者重要，而是因为媒体在整个社会运营当中担当了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如果我们说第四种权力真的是新闻自由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它仅仅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一种权力制衡的力量。它对社会的正面价值，是通过结构性功能体现的，而非像革命家那样是通过办革命的报纸来实现的。
正文 “看不到晚霞，也看不到晨曦”（5）
2009…11…24 20：52：07 本章字数：547
的确，过去若干年中，我们的同行或者我自己，或多或少地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向贪官污吏愤怒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可我们不是民主斗士，也不是反腐战士。扪心自问，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我在人群中的口碑，并不比农民工更正面、更光彩。正义并不总是属于我们。
我们偶尔做出的对这个社会的一点点贡献，是通过记者这个职业来体现的，而非我们自己本身有多高尚，我们不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不是救赎人类灵魂的牧师。
我们更非革命家。革命家需要的不是新闻，而是希特勒式的舆论炮弹。革命家也不需要记者，因为他们不需要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观点，他们只需要营销己方观点的通讯员。
如果吉姆·米尔斯的故事曾经刺激过我们做顶级记者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不是甘地，我们只是一名梦想报道独家新闻的记者，印度摆脱英国奴役的独立战争是甘地领导的，而不是新闻记者。即使吉姆·米尔斯真的站到了天堂门口，即使是他这样的顶级记者，他仍然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
这就是我们的角色。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角色所要求的那样客观记录、公正评论，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我们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公众、对得起自己了。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1）
2009…11…24 20：52：08 本章字数：1060
第三章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虽然我们和财富明星的关系总是在利用与反利用中翻来覆去，虽然我们和官员是“天敌”，虽然我们和公共分子的关系暧昧不清，我们依然不能丢失我们作为记者的本分，为了扒粪而扒粪，为了揭丑而揭丑。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到四川大地震中留下笑名的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在舆论征伐的风口浪尖，我专访了他们，稍后，我便听到读者和同行的双重叹息，前者为我惋惜，说我受到了利用，后者为我遗憾，说我丢失了真相。
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新闻当事人是否正直，并不重要；他们所说的话，公众是否爱听，也不要紧。就媒体的本位而言，我们应该为各种舆论提供阵地。世界之所以需要媒体，是因为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
媒体为什么要扒粪
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捕风捉影，任意举起舆论的鞭子，想抽就抽。
当“搞”这个字眼大行其道的时候，“扒粪运动”正在中国闪烁出点点滴滴的燎原星火。“阴谋”、“黑洞”中国媒体对商业领域内有影响的公司和公众人物的质疑和曝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猛烈。
“扒粪运动”始于1902年前后的美国。愤怒于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一批由记者和作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扒粪者”的角色，英文叫muckraker，直译过来就是“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 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美国总统罗斯福怒斥“黑幕揭发者”，就像17世纪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手拿粪耙目不转睛，专注于腐败堕落卑劣丑陋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随着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不断推进，“扒粪者”一语很快成了高贵的尊称，一枚光荣的勋章，为扒粪者欣然接受。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扒粪，是想说，“扒粪者”和“扒粪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对扒粪的态度全球各有不同，但我认为，扒粪有理。如果没有书报检查制度，我们相信“盛世坏消息”是永远不会错的。董桥说，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我不否认这位香港第一才子的说法，但我坚信记者的历史使命不是史官，媒体不应该负责记录完整的历史，它的使命是一个“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瞭望者”，在于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一双警惕的眼睛。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2）
2009…11…24 20：52：09 本章字数：1165
我赞同扒粪，但我还是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扒粪”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很多媒体并没有遵循扒粪者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而滑向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的轨道，即便那些秉承公共利益的宗旨在“做正确的事”的媒体，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做到“正确地做事”。
或许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扒粪。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