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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斗⒕蛐卤唷辞迨贰凳吩础罚ǖ�29页）等献言献策，他在谈到此书的字数时说：“新编《清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二十四史的总和。近定两三千万字，已属过大。姑定2000万字，如此巨大工程，至少需三稿定案，则总工作量为6000万字。以10年计，每年应完成经三审定稿之宇数为600万字，每月应完成50万字，这是机械计算。而文字工作往往难以如此计算，旷日持久，是否能始终如一，至堪忧虑。”（第27页）这一忧虑应该不是杞人之忧。其实，戴先生自己为了新编《清史》的工作，基本放弃了个人的著述计划，他早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但是下卷的《洋务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初稿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整理。据说，来先生曾为新编《清史》送给戴先生一句话：“戴公是要鞠躬尽瘁”，戴先生答以“死而不已”。令人闻之不禁感觉后背有冷风飒然而至。对于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的宏大文化工程《儒藏》，来先生又以《新编〈儒藏〉三疑》（第33页）发表评论。他先以报端对“儒藏”说辞不一而呼吁应“摈弃‘文人相轻’之积习，树立‘文人相亲’之新风”，复对“儒藏”编纂史正本清源，更对其编纂是标点还是影印的处理谠言：“还是影印本好”。究竟作何选择，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来先生提出的作标点本不妥的问题很符合情理：“标点一部大书，旷日持久，又算不得评职称的成果，谁肯担此重任？一拖就是几年。标而不校，等于半截子工程，又有谁来校定？标而有疑，又怎样来考订是非”！这番话虽并无深言奥义，却实在是高论。不仅涉及古籍整理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更涉及到当今体制下的某些“规则”，而往往正是这些规则决定了事情的成败。
三
宿儒耆年，回忆前尘，对旧交故友的追记是最有可读的文字了。来先生此集中不仅卷五有“儒林观风”专作述说，而且在另外四卷的“学术管窥”、“书山有径”、“撮其指要”、“书海徜徉”中也处处闪烁着他记忆的碎片，就像尚未完全打开塞子的陈年老酒散发出阵阵醇香。他早年就读辅仁大学，以《汉唐改元释例》为毕业论文得陈援庵先生指点，故是陈垣老门下弟子。后又得范老（文澜）垂青得为研究生，聆听教诲，体会“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的深意（第 89页）。他一生中所遇良师多多，像中外交通史大家张星粮（亮尘）、版本目录学巨擘余嘉锡（季豫）以及柴德赓（青峰）等先生，复有启功（元白）、赵光贤等，均一代大儒。来先生追忆师门掌故，自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笔下的记录尽管断断续续，但凡是着墨之处均能曲尽其妙。如记录当年迎新会上模仿陈垣老漫步讲台、以手捋须的动作被批评后的自责、对陈垣老教学一丝不苟的回忆，都很能表达出一位大学者、真君子的自然神情（《师恩难忘》）。启功先生以诗书画创作与鉴定享誉海内外，来先生对其师书法自然也是喜爱有加，曰其“中年以后，飘逸潇洒，直逼明人董其昌与邢侗。八十岁以后，年高体弱，笔墨略见瘦削，但字体、行气、用笔等等，依然大家风度，足以示范后学。”（第241页）当他见启功先生以签名笔之类的硬笔为曾贻芬、崔文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的题签，不禁引发阵阵辛酸：“我心酸于吾师老矣！”进而，来先生以启功先生因患眼疾难用毛笔仍以硬笔题签，是“为了不让晚辈失望”的揣度感慨这“难得的温暖友情”，则又是来先生读书评书之际体味其中所装载的“人间冷暖”，这情之所动，又岂可以寻常“寂寞”抒其胸怀！？来先生《元白先生的豁达》记1996年初夏探望刚刚病愈出院的启功先生的一次谈话：
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第258页）
这—记载十分传神，展示了启功先生的豁达幽默可爱。启功先生的笑声的确动人。去年的一天，有人给他来电话请吃饭，启功先生在电话中这样说：
现在我什么也吃不了。比如说吃炖肉啊，瘦肉，我嚼不动；肥肉啊，它连着皮。我净吃那油儿，哈哈，也不行。皮我也嚼不动。这简直是要命啊。现在我在家里吃的东西，您笑话，有时候喝碗粥就完了。请您给Y先生说一下，我实在感谢他。好不好？哈哈。我现在营养真的不缺乏，但是我吃不了，他们还说笑话，说是我是吃素了、吃斋了。我说我要够了那吃斋的资格那我还高兴了呢！
说罢，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年届九秩的老人童心不泯、毫无顾及的朗朗笑声实在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尚在上初中的犬子听到过启功小说这段录音，每逢他自己大快朵颐，也时不常地会提及启功先生吃“油”的趣事。
怀念师门旧谊，充沛的感情乃在情理之中。来先生不仅如此，他对那些在自己学术生涯中相知相交和帮助过自己的人也都充满了殷殷之情。他说，自己 195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有机会承担“中国近代史”，是因为吴廷谬教授到朝鲜前线慰问，回国以后认可他的教学能力就把主讲的任务交给他，于是这门课就成为他三尺杏坛上的主讲课之一。1957年来先生完成的《北洋军阀史略》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学术声誉。此书出版的细节虽然历经约半个世纪，仍历历如昨，他说这是得到荣孟源先生的推荐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约的。而1983年在此书基础上增订为36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也是因为“许多新知恫雨频加关注敦促”才重整旗鼓的（第95页），后来来先生又尽其心力在2000年交付出版了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他也特别赞扬了自己的几位学生和两位日本学者的鼎力参与，而没有自贪天功。
即使是不曾相识的人，也因为喜欢读书，因为学术的魅力而毫不吝惜自己的拳拳之忱。书中所收《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副题是“兼悼熊秉明先生”（第231页）就是这样的一篇文字。熊秉明先生是旅居法国的著名雕塑大师和艺术教育家，来先生曾为其名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做过评论，但他与熊秉明缘悭一面，本来约定的相晤，因为熊秉明先生的突然辞世而成为永恒的期待和难以弥补的缺憾。于是他把自己对熊秉明的阅读和理解作为悼念写成了上文。此文最初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3期刊发以后，一位大型书画艺术杂志月刊的主编曾流露出对刊发此文的艳羡。在天人永隔、人鬼殊途的感怀之中，来先生在阅读熊秉明、理解熊秉明对艺术的诠释与智慧时，又是以怎样的黯然神伤去消受那“寂寞”呢！
四
来先生是位有个性的学人。对学术的敬畏，他自表现出学人的操守。来先生是杭州人，但在津门寓居半个多世纪，他视天津为第二故乡。所以当天津市委以编写《天津近代史》一事相托之时，虽然自忖这是所任非人仍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不理会耳边会有的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为了早日完成，他不分日夜，竟至劳累过度病倒使心脏受损。虽然书稿未臻至善，而且又因为题签是请启功先生而不是领导以致于日后发行未获有力支持，说明编写《天津近代史》前后过程颇有不快。但来先生自言“毫无怨悔”，他珍视自己与天津的一份珍贵情缘（第114页）。这份忠于所托、不避嫌隙与个人得失的史家情怀，岂是那些未曾享受过“寂寞”者流所能知悉！
来先生虽然自谦其晚年随笔不过是“以秃笔残墨率尔成文”（第133页），但他也自许为“瘦骆驼的水囊”，“也奢求师友们当行经荒漠感到干渴时能从这头瘦骆驼的水囊中姑且喝上一口”（第127页）。他对友朋后辈的奖掖、对师门诸公的敬仰，体现出温良恭敬的君子之风。说实在话，此集中所记满洲俗谓饺子为“饽饽”（第256页）的闲适、放眼人生幸福的“达”观（第119页、286页）、著作等身与二寸（第276页）的执泥、“老成凋谢”（第295页）的古道热肠，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老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