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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我们厂长冷静，他大吼一声，说，李忆苦，你不要耍流氓，快把刀子放下。这时我们冲过去把李忆苦按到在地上。一部分人给赵大国家属松绑。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她们一松开就惊恐地往屋外跑，我们在背后喊也不能叫她们停住。我们见到她们向东门大街跑去，过了浮桥，踏上了江东的土地，她们的身影渐渐小了，一点一点消失在我们视线里。我们这才意识到赵大国的家属打道回府了。
令我们厂长头痛的问题竟让李忆苦解了，我们感到很开心。我们于是站在平房的前面大笑起来，我们拍拍李忆苦的肩说，李忆苦，还是你行啊。就在我们庆祝胜利时，我们的耳边又传来一个哭声。那哭声有点胆怯，不那么理直气壮。一会儿我们看到赵大国的母亲又回来了。她低着头迅速从我们眼皮低下窜过，进了平房。当她从平房里出来时，手里捧着一盒骨灰盒。她并没有看我们，她边哭边唠念着，大国，你的命苦啊，你生出来只有拳头大，你爹不要你啊。大国啊，我们回家去，娘带你回家去。大国啊，你的命苦啊。赵大国的母亲一身白衣，脸上布满了悲哀，她此刻的这个样子让我们的心沉重起来。
我们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她，一部分人的眼睛开始湿润。在我们湿润的眼光里，赵大国母亲的背影有点变形，我们看到她的那身白衣像是一张苍白的纸，飞了起来，融入天边的灰蒙蒙的天幕里。李忆苦有一天突然想起赵大国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我们的厂长正好在他的身边。李忆苦对厂长说，我想起赵大国说的最后一句话了。厂长问，什么话？李忆苦说，赵大国告诉我，他出生的时候只有拳头那么大，也没有呼吸，是他娘给他尝了点酒他才活过来的，赵大国说没有酒他早就没命啦。你知道，我们厂长已变成一个十足的酒鬼，他听了这话，严肃地点了点头。
1998年6月2日《湖南文学》1998年10期
杀人者王肯我杀人了
王肯是在我的视线里消失十年后再次走进我们的生活的。他的到来让我很吃惊。这之前我几乎快把这个人忘记了。确实，这十年周围的一切变化实在太快。大家都生活得很亢奋，高楼大厦一夜之间像禾苗那样插在我们身边，那些气宇不凡的人们在大楼里进进出出。虽然我至今面带菜色，游离于这样的火热生活之外，但外界的一切带给我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就像那些通俗电视剧培养了我恶俗的胃口一样（这些电视剧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长夜），我免不了伸出头去打量打量，让脸上挂上些失落或羡艳。
这十年中，苍白的王肯的面目日益模糊，就像那些被高楼取而代之的低矮的木结构房舍那样在时间的长河里消失无踪。我的职业依旧是古籍整理员。这份职业同外面的世界构成强烈冲夺的同时也让我变得日益懒散。一方面我无法克制自己对灯红酒绿场所的遐想，另一方面我也不指望在我身上出现什么奇迹使我在经济生活中发财。事实上我变得越来越懒了，我成天呆在家里（我的古籍整理员的差事使我可以坐在家里上班），我很少看书，除了睡觉我迷恋于玩电子游戏，在超现实世界中施展拳脚。我很有一点与世隔绝的味道。甚至连我的电话也很少响起。有时候那蒙尘的电话响起也往往是某个冒失鬼拔错了号。所以很多时候电话响起我也懒得去接。但王肯最先却是在我的电话里出现的。
那天，我在玩一部叫做《红色战机》的游戏，西方世界正把莫斯科团团包围，眼看苏联危在旦夕，这时我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我当然不会理睬它。火炮和导弹在屏幕上飞来飞去，照亮了我流露出些许嗜血气息的疯狂的脸。过不了多久，我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我以为电话不会响太久，事实上我低估了对方的耐心。电话一刻不停地响了足足有五分钟。我开始心烦意乱，我的枪法乱了，我指挥的大军损兵折将，我知道末日将临，游戏将要无情终结。我因此对这个电话非常反感。我气鼓鼓地站起来，拿起电话。我吼道：“谁？”对方传来的是嘿嘿嘿的傻笑。笑得有点气喘，有点神经质。
他说：“你猜我是谁？”我听不出对方是谁，我没好气地说：“鬼知道你是哪个婊子养的。”对方说：“我们有十年不见了吧。”我确实听不出是谁，我觉得那声音很陌生，我想很可能又是谁打错了电话，正准备搁下的时候，我的耳边传来另一个声音。这声音我熟悉，他是周保政发出的。周保政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肯回来了。”我这才知道刚才那个神秘兮兮的人是王肯。王肯的到来是我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奇迹。这个奇迹让我走出书斋人模狗样地去赴约。王肯和周保政在“新世纪”等我。我一路想着王肯，我实在想不起他的面孔，想起他不久就要请我喝酒，我感到有点不安。我想我不应该把他忘得这么干净。我知道喝酒的时候大家免不了会谈从前。我不知道到时会不会突然想起一些场景，有时候回忆也需要有人提个醒。我希望周保政会记得一些王肯的往事，好让我浑水摸鱼，不至于太尴尬。我对周保政是有些指望的，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像我那么坏，他脑子里一定装着一些别人的洋相。比如他有时候见到我，就会笑我纯情。笑我和叶小勒吹了后，我的泪水可以把我自己淹死。他还笑我的一次冲动：我想辞职下海。他说，如果你为叶小勒流的泪叫海的话你就下。我想，周保政有残酷的本性，你哪儿痛他就往哪儿撒盐。我虽然对王肯记不起什么，但他的苍白我还是有模糊的印象。但现实的王肯把我的印象砸得粉碎。
王肯不但不苍白而且很黑，黑得像个黑人。他脸上粗狂的线条也与印象里相去甚远。这让我想起牛虻，他是由苍白的亚瑟变的，远离意大利多年，等到回来后，他已变得坚忍、神秘、残酷。我想王肯是否也想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呢，因为我看到他的眼中确实有一丝残忍的光亮，他的笑也有种遥远的神秘的东西。他脸上的伤疤也让我对他的好奇心陡增。我的另一个印象是王肯这次回来一定赚了点钱，这一点傻瓜也看得出来。因为他请我和周保政喝的是玛爹利。当然一般来说成功者都想在过去的朋友面前摆点阔。这我见多了，比如我的一位同学发财以后就拿出一笔钱把同学们接到母校叙旧，惟恐我们不知道他发了财。王肯自见到我起，一直保持着那种神秘的微笑。他不时拍我的肩，向我敬酒。我不能适应他这样拍我，大款一拍让我无所适从，我不知自己该向他摇尾巴还是保持穷人的尊严。王肯亲切对我说：“你这只在三千年时光中钻来钻去的书虫，你一点也没变。”周保政不无调侃地说：“钻出来的时候王肯却变了，变成了富翁。”我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为了成为一本书。王肯，说说你这本书吧。你为什么在我们的视线里突然消失呢？”王肯的笑变得越来越遥远，他的眼睛也亮了起来，我注意到那亮光的深处是一种镇定和自信。他说：“因为我杀了人。”周保政听了王肯说他杀了人以后不以为然地大笑起来。
他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我不知周保政为什么笑得这么疯。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周保政根本不相信王肯杀了人。我看到王肯在周保政狂笑时脸上的表情变得很阴郁，我感到这阴郁有很深的背景，似乎深不可测。鉴于周保政事后对我的述说（他把王肯自述杀人之事当成又一个洋相收入记忆里），我当然也不相信王肯杀了人。另外根据常理，杀人者一般不会夫子自道说自己杀了人。我有理由认为这只不过是王肯在装神弄鬼，要填充十年时间莫过于说自己杀人让人印象深刻，如果细数似水流年那往往令人生厌。根据周保政的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