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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从成都出发,一路朝向文学的高地(2)
无独有偶,80后作家颜歌的《白马》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成长小说。颜歌是成都本土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她的小说天赋和叙事才华正处于崭露头角的上升时期,即便在中国80后作家群体中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王棵的《河之唇》是对成长主题的诗意叙事,那么,颜歌的《白马》就是对诗意的缓慢稀释和最终放逐;在王棵全心全意建构诗意、抚慰伤痛的地方,颜歌则津津乐道地将童年经验中残存的诗意一点一滴地解构,使伤痛渐进地凸显出来,变成一道挥之不去的醒目伤痕。王棵的童年世界是一片阴影中绽放的阳光,颜歌的童年世界则是阳光逐渐淡化后留下的一缕阴影。那个备受姨妈和父亲宠爱的小女孩云云,在她十岁那年,不仅发现了表姐的早恋,还发现了父亲与姨妈长达数年的隐情,最后,更让她震撼的是,她在父亲的忏悔中发现了自己竟然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单纯而有情趣的小镇生活从此变得面目全非,让人匪夷所思。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与困惑之中,十岁的女孩就长大了。在颜歌看来,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洞悉世界秘密的过程,人就是在对生活隐秘的洞悟中成长壮大的。在《白马》的情节结构中,云云的成长故事被设计成“好奇——发现——成长”的叙事框架。对性和男女爱情的好奇与想象,自始至终都是故事展开和深入的叙事动力。正是在对性的好奇与幻想从想象界逐渐延伸到现实界的日常状态中,小女孩最终洞悉到了家族和个人身世的秘密。而一个小女孩对家庭隐情和个人秘密的发现,无疑就意味着对世界秘密的发现。世界一下子露出阳光背后的残酷真相,童年的好奇于是被彻底终结。好奇心终结之时,童年时光也就随风而去。从此她会以另一种态度、另一种眼光去对待生活、认识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说:“一个小说家最后总会写到他的童年,这是必然的,是这个时期决定了他的命运。”类似的观点在许多著名作家如伊凡·克里玛和菲利普·罗思那里都可以得到佐证。或许正是因为童年是人生的一个决定性时期,所以,王棵和颜歌的成长故事都在童年的某个关键时刻戛然而止,一夜之间,小说主人公就像变魔术一样,从他们发现的秘密中跳将出来,就长大成人了。他们在童年就完成了各自的“成人仪式”。或许,这也是残酷童年一种难得的精神馈赠。
同王棵一样,颜歌也并不刻意去渲染和纠缠童年经验中的残酷性。相反,她更偏爱童年时代的纯真天性和生机勃勃的小镇生活。在她的叙述中,即便是亲人之间发生的争吵和斗殴,也洋溢着明快的谐趣,充满了市井生活的浓郁气息。小说中那个泼妇般的姨妈,那种敢爱敢恨、敢歌敢哭的性格,也是川西小镇草根精神和市井文化淋漓尽致的表达。所以,颜歌的成长叙事尽管是一种“去魅化”的书写,但在“去魅化”的描写中,童年生活中那些生动有趣的日常细节,就像石缝中挤压出来的野菊花,依然在风雨中绽放异参阅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另见菲利普·罗思《行话》,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彩。而颜歌也就将自己压抑不住的绵绵乡愁,从叙事的缝隙里悄然地释放在那一片摇曳的光影之中。
日常生活的存在性:精神困境与边缘状态
何小竹的小说关注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他对城市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疏离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他的《藏地白日梦》和《他的失眠症又变成了嗜睡症》,从不同的生活维度凸显出日常生活中的疏离与冷漠对人们精神生态和内心世界的深度侵蚀与困扰。这种深度侵蚀与困扰已经造成城市人格普遍的抑郁症候,使一些天性敏感的中产男人陷入困境,焦虑万分却又无力摆脱。他们事业有成,却完全没有中产男人那种成功人士的豪情壮志,有的只是无力改变现状的挫败感以及活得没有意义的无聊感。处在困境中的他们很像热锅上的绿头苍蝇,四处窜游,八方突围,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或私人空间中急切地寻找着与人沟通的机会,企盼通过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来找到情感和精神的出路。而当城市不能使他们摆脱无聊的困境时,何小竹的主人公竟对自己被绑架的事实表达了精神上的认同——因为借助于绑架,小说主人公终于获得了一次逃离“日常生活秩序”的机会,去抵达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藏地白日梦”,那是他魂牵梦系的精神家园。但梦终归是梦,梦到尽头依然是一地的荒芜。他最终只能回到城市的那个已然陌生的家中。
赫勒在讨论“家”的意义时说:“回家的意思就是:回到那个我们熟知的固定位置,回到那个我们习惯了的、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位置,在那里,我们的情感联系是最紧密的。”可是在何小竹的小说里,赫勒说的那个“家”早已形同虚设了。中产男人的“家”只是一块情感崩溃后残存的碎片。在这块碎片上,闪烁着一种夫妻间彼此熟悉的隔膜,“笑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冷”,所谓引自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亲密关系则已荡然无存。夫妻间的种种对话,透露出来的只是事不关己的疏离感觉。嗜睡的中产男人最后只能睡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
有家不想回,或者说,有家不能不回,但回家后的感觉与在外漂泊的无力感又不分轩轾,如此两难的生存处境表明,何小竹的小说已经把城市中产男人的精神困境推到了极限。但他对这种极限困境的关注与描述,是以一种深藏不露的悲悯情怀,在相当节制而平静的叙事中完成的。叙事的平静源自他对人的处境有一种深入肌理的洞察力。他不但看到了困境产生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城市生活的物性化状态,他同时还发现了困境产生的主体性症候。通俗些说,是人自己也把自己套在了困境里。中产男人憧憬着真诚沟通、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但他们骨子里也不无一些鬼祟的东西在有意或无意地阻碍着他们践行的步伐。
《他的失眠症又变成了嗜睡症》是何小竹2009年开始写作的《他系列》中的一篇,其主题及人物,是长篇小说《藏地白日梦》的延续与拓展。这样的写作意图和日渐成熟的叙事艺术意味着,何小竹已经摆脱了前期小说写作过度偏好“日常趣味”的羁绊,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生存困境中,去寻找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隐秘事物和生存经验。这样的小说文本同时也表明,日常事物与日常经验是何小竹孜孜以求全力以赴的叙事主体,他的美学旨趣既不在历史传奇之中,也不在宏大叙事之内。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从来不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甚至连浪漫一点的故事也似有若无。所以《藏地白日梦》里被绑架的事件最终被作家的叙事彻底消解了,绑架的结局类似一场游戏。何小竹自始至终关注的只是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是大社会中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微观场景,是鸡零狗碎杯水微澜的日常经验,是日常情境中一个完全不经意的细节或者某种瞬息即逝的心理反应。换句话说,何小竹处心积虑的小说写作是在尝试建构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诗学。在他的审美理念中,小说的意义和深刻的主题并不在日常生活之外,它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就在某个日常经验的细节之中。比如,中产男人睡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中产男人同妻子冷到零度的对话等等。这些庸常而又普通的日常细节,惟其普通日常,并在日常情境中瞬间发生又瞬息即逝,人们常常是见惯不惊因而也就不以为意。但何小竹却敏锐地发现这些被忽略或被省略的日常经验中隐蔽着深度的人生意味。他牢牢地抓住这些日常细节,在它们看似琐碎无聊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