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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站出来依旧每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押送的军人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是中央警卫局的解放军战士。他们训练有素，时间掌控得很好。虽然我哥哥、姐姐、父亲同坐一列火车进京，又被送进同一所牢狱，但他们彼此居然都不知道隔墙就关着自己的亲人。
我和母亲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三个亲人已被关押在北京，我们依然望眼欲穿地等着张强给我们带来消息。但张强却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隔断，我和母亲内心的焦虑无以言说，但生性要强的母亲对我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要开开心心地等他们回来，我们不能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
母亲说的别人是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幢小楼里的另外三户人家。楼上两家是“文革”中造反住进来的，而楼下的奶奶家则是拥有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老祖宗奶奶在这个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家的第三代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从小一块儿玩的伙伴，我们家出事后，奶奶不允许他们再到我们家来玩，甚至不允许他们和我说话。可我们毕竟还都是孩子，奶奶的阻拦无法禁锢我们说话交流的欲望。他们总是趁奶奶不注意时蹿上二楼，溜到我们家的后晒台上，我也总是避开母亲的眼睛，躲到后晒台来和他们胡侃海聊一通。这里开阔空旷，四周一览无余，只有风从脸上轻轻抚过。有时我会突然哭起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他们不会安慰我，却会静静地陪我一起流眼泪。
我知道自己不能总寄希望于从别人那里寻找安慰，我必须自己从内心里坚强起来。我想起“文革”中，爸爸妈妈都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那阵，他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我和哥哥没有钱买肉吃，便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黄毛小母鸡，它每天都下一只蛋，而每次下蛋后“咯咯哒”的叫声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温暖使我们那时候的日子都明亮起来。
我和母亲商量我们是不是养几只鸡。没想到母亲一听我的主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说：要养就多养几只，养得肥肥壮壮的，等你爸爸、哥哥、姐姐回来吃！
我一下子养了六只鸡，还在碗桌下用木栅栏围起来，给鸡们营造了一个家。每当下午太阳落山时，我就会把鸡放出来，让它们到天井里散步。
每次鸡到天井里散步时，奶奶都会站在她家厨房门口大着嗓门发出一串笑，那笑声一听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干笑：哈哈哈，你们养那么多鸡给谁吃呀？
我这时总会一边给鸡喂食，一边也哈哈大笑地回答：六只鸡不多呀！等他们回来还不够吃呢！ 奶奶撇撇嘴说：他们还回得来么？
我朝地下吐一口唾沫，大声说：当然回得来！我妈说了，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事情总归没有事情。
那一年的夏天巨热无比。7月6日，朱德同志逝世。7月26日，唐山大地震。9月8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自然界的灾难和人世间的悲苦有否心灵感应我无法知晓，但像1976年那样天灾人祸如此集中地接踵而至，让我冥冥之中觉得，人的意志无法和上苍抗衡。
多少年后，我哥告诉我，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他房间里的暖瓶弹跳起来，翻了两个滚发出“嘣”的一声响，水和银色的瓶胆撒了一地。我哥下意识地朝门上方的小孔看了一眼，平时只要房间里稍有动静就会出现在那儿的瞳仁破天荒地没有出现，倒是房门一下子被打开，值班的警卫战士满脸急切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哥说，什么怎么啦？地震啦！警卫战士二话没说，拉着我哥就往外跑。我哥一跑到外面就觉得一种久违的只有天地间才有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他被关押进来后第一次看到天和地，那样的感觉若不是亲历绝对无法理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瓢泼大雨像水盆倒扣。但我哥还是看清了所有的牢房门都已打开，警卫战士和被看管的犯人在漆黑中混同一片，大家都朝一个方面推搡拥挤。在生命的悬崖边，求生的本能让牢房内外的人在一瞬间搀扶在一起。但这样的亲近和搀扶真的只是在一瞬间，几秒钟后，看管人的和被看管的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分寸。很快，一卷卷的塑料布运来了，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敏捷地打开塑料布，闪电般地就一个个手臂高擎，拽扯着塑料布的四只角，绷拉出一个个独立的方阵空间，犯人在尚未看清左右的情况下又已经被重新隔离开来。我哥说，那一晚的感觉仿佛不是在逃离死亡寻求活命，而好像是生死相依血肉相连，他对那些高擎着塑料布帏帐的手突然问有了一种唇齿般的心痛。
唐山大地震后，关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虽然每次只有半个小时，但这已足以让原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的犯人们心满意足。蓝天、太阳、金灿灿的向日葵、绿色的小草……这些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在我哥眼里全都美丽无比。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当时间如同冰凉的秋水深刻地掠过存在的境域时，我体悟到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虽然我已从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蛐蛐儿的哥哥处初步了解了他的现状，我也对蛐蛐儿今天的形象在心中做了千百种的描画和设想，但当我真正见到他时，心中的震撼和哀伤还是无法言说。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今夏将近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至多不会超过五十平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风流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将买来的水果和我主编的1－4期《江南》放在他身旁，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
他说：能。
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
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我能理解这“不想写”三个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个已经结痂的伤口，你又要让它重新被挖开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血和肉，这确实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他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丧失工作能力、丧失拥有孩子的权利的惨痛代价！这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我在这里无法将它铺陈开来。
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