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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色情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
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在那个清晨,死亡既残酷又富有诗意,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琐碎与复杂得多……
5。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和〃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孙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8000元钱作为了结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的数目,令孙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们这些工作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有10年工龄的工人一样,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年、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过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9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说。
这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们的后代到外地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地迁走……孙铁军的女儿在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元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6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700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2100元……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孙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在不大的空间里一切都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