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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为了将讨论及时引向深入，为什么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直至 6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都那么重视凯恩斯学派的政策理论？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当选的政治家们会寻找任何借口来制造预算赤字这个基本要点？⑦
回首历史，似乎一切都很简单。但是我们决不应该低估由于范例的真正转变，由于我们用’以观察周围世界的方式发生变化——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群体用以观察政治的方式的变化——所产生的那些困难，确切地说那些道德成本。在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是不容易将进行公共选择的人设想为效用极大化者的。此处学术上的障碍也许部分来自那些试图在理论上把追求私利的模式同交易政治范例结合起来的人所遭受的失败。如果政治在各种概念层次上仅仅被看成是人们中间的潜在强制关系，那么经济学家们就必须勇敢而无情地将公共选择者（不管是投票人还是代理人）构造为纯财富极大化者。没有几个人会愿意领受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Machiavelli）长时期以来所受到的藐视。政治这个世界并非一片完美的净土。分析就建立在这种模式上，并把当作“真理”的东西推演成极讨厌的东西。这些政治模式的令人很不愉快的性质，或许就是造成公共选择理论先驱者们的疏忽的主要原因。早先，以帕累托（Pareto）为代表的某些意大利人，大约是受了马基雅弗利式政治观念的重要影响，而本世纪中期的熊彼特（Schumpeter）对现代科学家们关于政治过程的思考，似乎没有提供什么推动作用。
只有在关于人们行为的经济人假设同交易政治范例结合起来时，“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才从绝望中出现。从理论上说，这种结合可以产生出在某些方面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原理相媲美的分析。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制度和规章。因此，我们发现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的著作中，尤其是在詹姆斯·麦迪逊为《联邦党人》杂志写的论文中，可以找到包含这连两个重要方面的公共选择观点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
我把《一致计算》看成是对把这一兼收并蓄的观点中两个关键因素或关键方面结合起来并予以同等重视的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个贡献。没有我和戈登·图洛克在该书中各自做出的共同冒险尝试，这两个关键因素的结合也许是不会产生的。我认为这样说是确切的：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伟大的公共财政学著作的重大影响下，我的侧重点是构造交易政治；而相比之下（很有趣味的是，维克塞尔最初并不是要培养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的侧重点（源于他自己在官僚机构的经历以及他对官僚机构的思考）则在于构造具有明确个人利益的各种公共选择者（投票人、政治家、官僚）。我们当初在作出该书中的分析时，心里是颇为紧张不安的。但在该书出版20年来；我们的确已为付出这种紧张不安获得了很好的报偿。
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的各种新贡献受到了在广义公共选择观点中结合起来的这两个中心要素的不同影响。关于官僚政治和官僚行为理论以及关于管制理论的著作，主要受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而关于立宪分析的著作，则更多地源于交易政治范例。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两个方面彼此并不矛盾。既然政治和政治过程最终是在交易范例中加以构造，那么简单的和直接的观察就可以使人们联想到，政治家和官僚是内在组成部分。这些人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制度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
注释：
①本文最初发表于《经济学与公共选择》（Economia dellescelte Pubbliche）（罗马，1983年 1月号）第 7－15页。我对编辑安波烈教授允许在此基本上无变动地重印该文表示感谢。
②见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Public Finance and pudlic choice）；载《全国税收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 28（1975年12月号），第 383一394页；“从个人偏好到公共哲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注解”（From private Prefences to philosophy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hoice），载阿瑟·塞尔登（Arthur Selden ）编《政治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 1978年）；“无浪漫的政治学：实证公共选择理论及其规范内涵概略” （Politcs without Romance： A Sketch of Positive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ns）； 在奥地列维也纳高级研究所的就职演讲，载《高级研究所杂志》，第3卷（维也纳：1979年）。
③詹瑞斯· 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cs Do？），载《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第20期（1964年1月），第213—222页。
④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cs Do？）（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
⑤詹姆斯· M·布坎南、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2年）。
⑥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财政理论研究》（Finanztheorietische Untersuchungen）耶拿：费希尔出版社， 1896年）。
⑦关于这—点，见詹姆斯·M· 布坎南、理查德·E·瓦格纳（Richard E．Wagner）：《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爵士的政治遗产》（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纽约： 学术出版社，1977年）。
4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①
一 导言
狭义地讲，描述“硬科学”的“科学”毫无疑义是实证的。科学家们的工作大体上是发现那些可称为“外在”的、已经存在的明显的现实，或是（如果他们水平再高些）构造模型，这些模型能对关于特定实验的结果作出某种值得争议的预见。科学是关于“是”或猜想的“是”，而不是“应该”。“科学家”极少向他或她本人提出关于他的或她的“存在目的”的问题。然而，科学为什么具有最终的“社会”价值？问题一旦这样提出，严格的实证界限很快就消失。通过或多或少的自然的假定，科学由于能预先指明其可控制的用途而具有了价值。物理学作为实证科学，就是诸如宇宙航行和氢弹这样的现代技术奇迹的先导。
“认识真理吧，真理使你多产”这句格言完全适用于科学，尤其是在本世纪中期及此后出现了那些令人畏惧的伦理问题的时候。对物质世界运行的认识，已经允许人类日益担负起对他周围“自然过程”的控制。并且除了我们时代那些新的伦理问题外，这种由于科学应用而成为可能的控制已经在很大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