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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洛马斯基（Loren Lomasky）合作写过一些别的文章它们发表在别的地方； 这些文章在某些方面对问题作了引伸，但是，我个人的贡献，就是从最好的方面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
第4编包括了4篇相互有关联的文章，这四章可完全纳入规范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中，这一点比本书其他各章更加清晰。这本书最初是按我本人与那些最初邀我写文章的人的要求，在债务与赤字的标题的鼓动下写出来的。我的努力在这里反映了我返回到了或者又继续了我在自己早期的著作中所作的研究，那时，债务与赤字问题没有像在80年代那么紧迫。这些章节中的核心论点是会引起争议的，这主要是由于那些反对我的立场的人所隐含在分析中的哲学基础是不同于我的哲学基础的。运用我在本书别的章中所讨论过的哲学基础，我关于债务与赤字的分析就变得直截了当和确实是基本的讨论了。
第5编包含了4章。在第21章中，我考察了选择环境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在第22章与23章这两章相互联系的内容中，我讨论了一般的契约论者立场与契约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24章中，我力图把政治经济学置于一种吏为广阔的社会哲学的背景之中。这一章是关于全书一的个合适的总结。
这里收集的论文都是由我个人写成的．但是，在这些文章的酝酿与写作过程中，我与许多同事一起工作，他们的帮助对于我写作这些论文是有启发的。杰弗里·布伦南尽管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但他是我整个时期的同僚，并且在我的论文刚刚写就时就给予了有价值的批评。德怀特·李（Dwight Lee）是我在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时的同事，后来又是我在乔治·梅森大学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早期的同事，他与我一起对第20章所讨论的材料作过研究。通过对这种材料的扩充我俩在别处合作发表了文章。戈登·图洛克是我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同事，我总是通过他在洞察我的立场中所贯穿的逻辑能力，来加强我对债务与赤字的分析。
在每一章开头，我特别指出，这些文章是以前发表过的，承蒙允许，得以在这里重新出版。我应该对于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学术研究气氛表示感谢，正是在那里工作的时期中，我的这些论文才开始得到准备。如果没有该中心对于整个项目的外在支持，这些文章是不可能付印的。对于我的许多同事以及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学生，我表示同样的谢忱。
最后，正如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总是要鸣谢的那样，贝蒂·蒂尔曼（Betty Tillman）仍是我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詹姆斯·M·布坎南
1984年12月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
第1编 各种不同的观点
1 自由、市场与国家①
我记得“我的老师”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从未能辨明市场反对派之所以反对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失败的。正如弗兰克·奈特说过的许多话一样，这句话是颇值得深思的。我在此沿着奈特指明的线路，将市场或市场秩序反对派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种人，进而根据他们对以经济理论为一方和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另一方的潜在的接受态度，指出这两种人各自的特点。
我是在解决了思考30多年的一个问题后才作这番论述的。1983年4月，我应邀作纪念沃伦·纳特（G·Warren Nutter）的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40年代后期我和沃伦·纳特在芝加哥大学的共同经历。我注意到，我们俩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许多人—样，最初都是作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但是我也注意到，沃伦·纳特和我都转变成了市场经济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就我来说，这种转变仅仅是由于受教于弗兰克·奈特六个星期。令我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中的其他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同样的在高等学府的经历；包括受弗兰克·奈特的思想薰陶，却没有经历相同的转变？为什么他们在“学习了经济学”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定地信奉社会主义？他们确实“学习过经济学”，而且在当时观察得到的学术水平上，他们并不亚于其他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在写完演讲稿后、为演讲作准备而通览草稿时才获得的。我以前总是深信，那些在广义上可被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其大部分在最基本的方面同我在转变为自由市场拥护者之前的情况是相似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基本相似仅仅是对一个子集，对市场秩序反对派中的一种人来说才是适合的。这种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状况同我转变之前相似，容易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相反，市场反对派中的另一些人几乎完全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比较起来，第一种人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是不必要的，不相干的；多余的或者甚至更糟（在转变后）；而第二种人则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即便不伴随着向任何实证的替代理论转变，也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例。
我要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市场的思想。即使有时会产生误解，对某种思想命名还是有用处的。我把第一种人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把第二种人称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
把“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并列也许会引起反对；我把它们扯在一起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由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在“看见光明”以前的思想状况（魏玛德国曾有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党）。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名副其实地对自由给予头等重要的评价。他个人抗辩、拒绝、忿恨和反对其他人控制或支配他自己选择行为的企图。他讨厌受约束，而由衷地喜欢纯粹的自由。
现在，研究一下这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的人会具有何种思想过程。他不知道自己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自然协调性的基本原理无甚了解，而他又不享有对相互作用过程的直感。可是与此同时，他在观察他周围发生的事物。他本人生活在并参与于经济之中。他为他的工资工作；为他的消费品付钱。经济决策是由某人在某处作出的。
这种人怎能不把这种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呢？对经济过程的指令和控制完全是任意的参与经济的单个人处于那些以操纵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来促进他们的贪欲和助长他们的异想的人的支配之下。如果这些观念不是或多或少地自然出现，也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学院…学术机构中普遍存在。这些观念可以在被称为“历史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诸多变种中找到其作为理由的正统知识来源。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
在我所描述的这种人的思想观念中，对集体行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肯定的评价。共同体感无任何必要，对社会团体、国家或诸如此类组织的团结的关心也无任何必要。这种人之所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因为他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从真正的意义上讲，他的社会主义恰恰来自他的自由主义。拒绝那些专横的“金融家”、“强盗富商”、“华尔街巨头”、“苏黎世财阀”和“东部权势集团成员”的异想对他个人命运的控制，用什么作为替代组织呢？“把这些恶棍拉下台”，谁来取而代之呢？这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民粹党式民主的形式下几乎是绝望地退缩了。不论怎样，他是料想在革命到来后，他将运用潜在的平等权力，即等于其他人所运用的权力，塑造自己的命运。我所描述的这种人决不可能超出他的否定主义多远。他实际上并不关心如何组织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在这里，再次看到马克思的天才在于对革命后的组织问题保持沉默）。
现在，考察一下这种人在面对经济理论的实际论点时，以及在终于理解了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原理时会有何种反应。考察一下在受像弗兰克·奈特——他的知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人的思想熏陶后，世界观会受什么影响吧。现在他明白了，市场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对人剥削人的潜在可能性是有严格限制的，市场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