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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8日，谢罗夫被解除克格勃主席职务，两天后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兼主管情报工作的副总参谋长。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认为，谢罗夫被解除一切职务是因为中央委员
会行政机构管理局的人反对他。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认为，他的“爱部门主义” 和他不愿认真削减克格
勃机构是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局长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
份关于精简机构和裁减克格勃总部和外围机构编制的报告，此举没有得到谢罗夫的
理解。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对于谢罗夫离开克格勃，谁都不觉得惋惜：
“那些对组织大规模迫害负有同等责任的人分为不平等的两类。处于权力顶峰
的人整治了那些受他们管辖的人，将所有不法行为和镇压迫害的责任推到了他们的
身上。
“而谢罗夫在国内同时又以关于民族迁移的政令的主要执行者而闻名。此后一
切便按人所共知的那种模式进行下去：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就将走到底，有人会不
断地脱你的衣服，摘下你的勋章，拆掉制服上的彩色镶条，将你逐出莫斯科，从百
科词典中除掉你的名字，然后将赤条条的你埋葬……
“谢罗夫的悲剧让人感到怜悯和愤愤不平。他是在生前承受自己的耻辱和衰落。
我们这里一般还是在人死之后才去揭露他，不过平反也一样是在那之后……”
脸莫夫教授说：“当谢罗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时，整个中央主席团都表示反
对。有中央总务局局长马林的笔记为证。可赫鲁晓夫当时坚持己见，而且也没有失
算。但是后来他把他调到了情报总局，这明显是降职。当然，他参与迫害活动也是
一个原因，但问题并不仅在于此。想必是谢罗夫跟朱可夫有接触一事令赫鲁晓夫感
到不安。”
情报总局的调动手续是以最有利于谢罗夫的方式办理的。即使是在口头上，赫
鲁晓夫也不想让他感到受辱。中央主席团的文件中提到了“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领
导” 的必要性，提到为谢罗夫保留“原来工作所得待遇”。这与其说是指工资，不
如说是指提供给各级官员的福利：食品供应，医疗服务……
谢罗夫后来对自己的女婿爱德华·赫鲁茨基说，他因受命到情报总局工作而感
到幸福。
“怎么会这样？”赫鲁茨基惊讶地说，“您不再是中央委员，不再是最高苏维
埃代表。”
“但我回到了军队里，”谢罗夫回答。
就这样，谢罗夫到了军事情报部门……
每年的11月4日，一大帮佩戴不同识别标志、在不同的兵种当中服役的俄罗斯军
官都要悄然而简单地在小范围里庆祝自己的职业节日。这是些情报军官。他们穿的
是坦克兵、飞行员或是炮兵的制服。他们官职并没有多高，但他们属于旁人所不了
解的情报侦察系统。由维克托·苏沃洛夫建造的军事情报大楼如今被称作“水族馆”。
1918年11月4日，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在红军野战
司令部内成立了登记局。如今被称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机
关当初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普通的名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谢苗·伊万
诺维奇·阿拉洛夫被任命为军事情报机关的第一任局长。
正如许多其他部门一样，军事情报机关也经常更换名称。
从登记局演变而来的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后来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局。1934
年，军事情报机关在叫了几个月的信息统计局之后再次更名为侦察局，直接隶属于
国防人民委员部。1939年，该局又被称为工农红军第五局。 1942年2月出现了现在的名称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不过到了9月，斯大林将
军事情报机关分割开来。他将情报总局从总参那里分了出来，使其直接隶属于国防
人民委员部，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他本人。而在总参内部又出现了一个军事侦察局。
不过，到了1943年4月，一切又恢复原样。
军事情报机关的历史不会很快写出来的。现在知道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辉煌
的战绩和重大的失败。军事情报机关总是希望人家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但是内行人
都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在运作。
发现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并不那么困难。所有国家的武官都是军事情报人员。他
们被当成外交官，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另一个部门服务。而有时候，
当你在使馆或是商务处看到一个年轻人，宽肩短发，军人体态，同普通驻外人员相
比不知为何不爱说话，那就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个在官方身份掩护下工作的军事情
报人员。
在我国，政治情报机关无论是属于克格勃管辖还是独立运作，它都隶属于国家
元首总书记或是总统。
军事情报机关总是部门所属机构，隶属于国防部，二战之后的一个较短的时期
是个例外，当时斯大林下令将国内所有的情报机关都集中于情报委员会。
军事情报机关中也有过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到了西方之后，讲述了这个部门
中所发生的事情，但人们对于情报总局所知依然不及对克格勃情报部门的了解。
一些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对我说，政治情报机关总觉得自己要比军事情报
机关高半头：
“但我们对军队里的邻居没有恶感。双方的关系是工作上的。同志式的关系。
当然也有竞争。大家都想第一个向苏共中央的领导报告重要情报。而在两个情报部
门发生争执的时候，老广场的头头们通常都向着卢比扬卡一方。例如，我们曾经从
情报总局那里挖来了我们相中的情报人员。”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曾担任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四处处
长，他回忆道：
“比如我就曾与我们从军队邻居那里挖来的几名一流情报人员共过事。”
“军人们提出过抗议吗？”
“这我不记得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军事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受政治情报
机关控制的。战后这种控制看来是减弱了，可国家安全机关依然担当着控制者的角
色。况且，向情报总局和其他对外情报机关提供反间谍保障的职能一直掌握在国家
安全机关手中……
从20年代起，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的任命都要征得政治保安局一政治保安总局
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克格勃的同意。而且一般说来，没有国家安全机关的审核，军
事情报机关不得招人。在外派之前，军事情报人员还要再次经过审查。
曾担任驻瑞典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
“克格勃是一个可以怀疑所有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的一部分，而我们是
他们有权怀疑的人。我们这个部门的悲剧在于，所有在国外呆过的人都自然成为怀
疑对象，从而自然引起国家安全机关的关注。
“军事情报机关内部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他们有时在我们的会上发言
谈论必须提高警惕，保守秘密。有一次，一名特派员邀请我到离新圣母公墓不
远的一处保密住宅。吃过午饭，喝了点酒之后，他对我说：‘到我们那儿干吧，你
不会后悔的。’我说：‘我本来就在情报系统工作。’他开始想法儿劝我：‘我们
干的是另一种工作，得揭露内部的敌人。’一句话，他招募我作内线，但我最终还
是脱身了……”
“战后特派员制度保留下来了吗？”我问尼科利斯基。
“克格勃的人留了下来。他们监视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监护人’。”
“军事情报机关的军官们私下里谴责过‘邻居’的行为吗？”
“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事情报人员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经过考查的人，可你们不
知为何总是得不到信任。你们不为此感到愤怒吗？”
“可以这样说，这让人略感不快。知道有人在告他的密，谁会高兴呢？可实际
上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人，而在基层工作人员当中任何时候都有不少正派人。宪兵
式的恶棍并不多。我的出发点一直是：反间谍人员有自己的任务。”
“反间谍机构的多疑是不是徒劳的呢？”
“遗憾的是，我知道不少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军官叛逃到西方的事例。在奥地利，
当我在那儿工作时，美国人策反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