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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清楚知道：上一代真的左派才是真正「勇敢的台湾人」，她自己承其余绪，虽勇敢不足，但轻财好义，比起今天一点都不肯牺牲的政治投机分子勇敢多了。书中又提到「车臣事件」： 「1994 年的『车臣事件』，在台湾是一个统独的标志符号──战争，统派的人以此印证台湾不能随便宣布独立，否则下场和车臣一样；独派的人认为，车臣和台湾不同，因为车臣是俄国的一部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实，「车臣事件」无关统独，而关勇怯，车臣人民要独立，就像何集璧、何集淮加入共产党一样，冒了生命危险就去做了，但今天的台独分子他敢吗？正如陈文茜说的：「懦弱是台湾人追求革命的最大障碍，懦弱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领袖。」
那么，就懦弱罢，不革命了，别人结党革命，我们结党夺权。这本书的绝大篇幅，就是陈文茜做了民进党大员，眼睁睁夺权的故事。陈文茜参与了、指导了并影响了夺权，但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保持着洒脱与清醒：
「陈文茜带着调侃和感慨笑称，就像马基维利讲的，政治的本质是冲突、是权谋，所以政治使人厌恶，『政治简直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每个人生命中属于魔鬼的那一面，而且会把这一面扭曲的性格无限放大。』在政治圈中，多数政治人物展现的是魔鬼的性情，偶尔才会有天使的化身，取得的权力愈多，代表魔鬼的那一面会愈强。陈文茜认为，每个人都有属于魔鬼的面向，包括她自己，差别只在于是否能诚实面对自己属于魔鬼的那一面，是否能意识到扭曲的那一面？」
「在政擅打滚数年，陈文茜自认没有为个人利益和任何人起冲突，总是对事不对人的提出看法，得罪她的人没有受到报复，没得罪她的人反而常要遭受她的批评，『要做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就得把权力的本质看得透彻。』包括她对民进党转型的坚持，乃至 1998 年她对民进党处理拜耳案的批判，都得不到民进党内的多数谅解，陈文茜还是照讲不误。不把权力界域视为修行道场，民进党根本待不下去。」
正因为陈文茜有这种洒脱与清醒，所以，她在民进党做大员，却大而不圆，她拉我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参观她的办公室，我去了，笑她如何能在这种气氛下活下去？活得下去？
「在思考到底是回报社、进电视台、还是投入文化工作的时候，老朋友邱义仁找上门来，他告诉陈文茜，施明德要找她进入中央党部担任文宣部主任，陈文茜的第一个念头是，『做了这个工作，会不会变成一个党棍？』邱义仁笑了，他说，『你这种人想变成党棍也难。』」
的确，陈文茜无法变成党棍，她只是一个有才华而不圆滑的女光棍，她虽然把政治人物耍得团团转，但她自己却不适合做政治人物：
「方素敏顺利当选，陈文茜的『政治童稚』却破碎了，她发觉自己没有办法接受『政治』是这么现实、污浊的事，她没有办法再思考，她陷入绝对的茫然，她淡出政治，开了一间她称为『台湾最早的 KTV』的店：跳蚤窝，成天就泡在店里，做菜洗碗打杂，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谈、不想、不理政治。」
这是昨日的她。
「她反复思考民进党的问题，一再询问，为什么这群很有理念的民进党人，面对自己的初选可以扭曲至此？难道任何人在权力的过程中，必然撕裂吗？一手是道德，一手却是自己不能相信和接受的黑暗。」
「几番深究之后，她认为，民进党内部文化已经近似丛林战争，不照这套游戏规则，必然败下阵来。陈文茜实在不愿认输，她可以暂时妥协以争胜，但是，未来呢？她要不断的退缩和妥协而丧失自我吗？失去自己，能赢得什么呢？一席立委是赢吗？」
「『为了权力，我要变得这么没有尊严吗？我非得和这些人同流合污吗？还是我这么怯懦，而不敢和恶的游戏规则说不吗？』陈文茜冷静、明白的想清楚之后，决定退选，把自己从这个魔鬼游戏中救赎出来，她要证明向恶的规则说『不』，其实是让自己最坦然、最快乐的方法。」
这是今日的她。
不管是昨日的她或今日的她，陈文茜的对政治的基调其实只是消极的「不」字而已。一个插曲正好侧写这一基调，那就是美国轰动一时的阉夫案：
「阉夫案的女主角是一个平常家庭主妇萝瑞娜．巴比特（Lorena Bobbit），经常受到丈夫性暴力侵犯，直到她再也无法容忍，终于把先生的阴茎给剪了，还开了二十几分钟的车子，把『那话儿』丢到维吉尼亚花园，华盛顿特区的警方派出 22 位员警，沿街找寻失落的器官，火速送到医院，完成修补工作，依照院方说法，功能无虞，最后萝瑞娜被判无罪。
「这个故事，陈文茜有几点观察，第一，它让男性生殖器官上了大报的头版；第二，彻底展现男性命运共同体的危机感；第三，这样的故事实在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过程中任何一点疏失，都会使结局大为不同，比如万一『那话儿』是丢在大马路，被过往车辆压扁了、万一发生在大冷天，给冻坏了，陈文茜用各种极富想象力的衍伸，重新界定男、女关系的可能。 「维吉尼亚花园因为这个事件，成了女性主义的观光胜地，事件开庭时，两造都各有支持者拥护，萝瑞娜成了颇受欢迎的演讲者，巴比先生后来还拍了一部片子Bobbit and Cut，小赚了点。
「这个故事，陈文茜只要说给女性听，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给男性听，听者一定神色怪异，画家谢里法听过之后，事后就告诉朋友，『陈文茜在搞什么？什么叫剪刀俱乐部？这女人怎么这么恐怖？』这段时期，陈文茜迷死这个故事，有人结婚，她一定送一朵红玫瑰和一把剪刀，代表二十世纪末的爱情。 「陈文茜自陈，这属于她个人特殊的『性幻想』。」
「阉夫」的性幻想，其实与李昂的「杀夫」性幻想如出一刀，她们其实都与明朝末年的「阉党」无异，这是真正有趣的不谋而割。陈文茜的结论是：
「对亚洲女性而言，性是压抑的，女人的身体应该被密封住的，喜爱张爱玲的陈文茜，一直认为，直到现在台湾女性主义者还没有超过张爱玲的思考，女性在性方面，最大的权力不是拥有，而是拒绝，当她说『不』的时候，才是得到自由的一刻。」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陈文茜在政治上说「不」，其实还无异是「亚洲女性」在女权上说「不」的延伸，并没有积极作为。但在政治上，陈文茜却不甘雌伏，她要自由，也等待时机： 「台湾这些年，政治人物泰半历经政海浮沉，却都害怕经历这种起起伏伏，恨不能用各种手段和职务，以勉强延续中断的政治休止符，陈文茜不要，不要重蹈这些权力人物的覆辙，她只想把自己从权力游戏中释放出来。她背过这么多首诗，在离开民进党、离开政坛前，她只想着徐志摩的〈再别剑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她更想说的是，『把权力留姶你，把自由还给我。』
「她要做的是充沛自己的生命价值，『装个义肢，再回来时，或许别人发现我又换了个服装形式。』她不只会学宋美龄说，『我将再起。』她还要说，『我将跑回来！』闪亮的眼眸诉说着她的心事，『我在等待时机。』」 这几个月我有两次与陈文茜单独吃饭长谈，一次吃料理、一次吃台菜，对她的心路历程，感悟尤多。在政治上，陈文茜「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是她一路进步的修正主义。看看这些变化：
「建国党和民进党内很多政治领袖的口号或热血向往，陈文茜一点都不陌生，『母亲你的名字叫台湾』、『大声说出台湾的名』，这些政治主张，陈文茜自陈，『我背了三十年！』她很清楚的记得，1983 年，她为方素敏助选时，坚定的喊出党外后援会的共同主张，『民主、自决、救台湾。』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