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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绍兴到南京求学，在作品中曾提到只带八元钱，及在南京入陆师学堂等。至于何以选择南京的地点，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南京很有几位周氏的前辈，周椒生先生那时任南洋水师学堂提调就是一例［9］。尝听鲁迅先生谈及南洋水师学堂提调还自己担任经学教授，督责学生背诵《左传》。记得鲁迅先生有一位族叔，至今还任海军官长，便是那时水师学堂的学生［10］。
在日本求学时代，我只提三位鲁迅先生当年的同学，和一些极不重要的小事情。
一位是蒋观云［11］先生（智由）。他的年辈比鲁迅先生略长，过从颇多，常到鲁迅先生宿舍中发种种议论。一天观云先生说：人类可分长头种和圆头种两种，最近买到一顶西式帽子，戴着总不合适，觉得他们长头种的帽子，我们圆头种戴着是不会合适的。这一通议论发完以后，少年们非常着急，相与担忧，说：“观云也许要回国做官去了，红缨帽是圆头种的帽子，戴着不是一定合适吗？”这可以见到当时少年革命队伍中防范的严密，一言一动都极留意。不过观云先生后来一直没有做官，他的议论扩而大之，至多也不过像今日所谓“中国本位文化”。民国以后，观云先生的哲嗣伯器［12］先生（尊簋）做了浙江的督军，观云先生年事渐高，更没有出任公务的意思，遂以诗酒终其身。
一位是许季茀先生（寿裳）。许先生的年辈与鲁迅先生相等，所学既相近，性情也相投，住处也在一起。《或外小说集》印成的时候，许先生帮忙最多。向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聘俄国虚无党人［13］习俄文，聘印度人学梵文，许先生似乎都在一起。许先生并代鲁迅先生将《或外小说集》运回上海，托某绸缎铺寄售，不幸某绸缎铺遭了火灾，多余的《或外小说集》都损失了。许先生的家况较好，鲁迅先生常说，许先生在求学时代，已经穿鼻烟色呢制成的西服了。鲁迅先生直到晚年，少年时代的同学还时时见面，情谊之厚不减当年，思想行动与少年时代无多出入的，恐怕只有许季茀先生一人。
还有一位是陈公侠［14］先生（仪）。陈先生与鲁迅先生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先生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我以前没有听见过“营混子”的名称，鲁迅先生给我解释，我想这也无非为要达到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的无可奈何的一个理想的无职业的职业而已。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为止，诸位，再见。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2）
注释
这是作者在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曹靖华，河南卢氏县人，生于1898年。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散文家。译有《铁流》、《保卫察里津》、《虹》等革命文学作品。其中《铁流》是在鲁迅的推荐和帮助下出版的。
［3］周福清（1838—1904），本名致福，改名福清，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据《周福清会试履历》记载，他于1871年会试中式第199名，殿试第3甲第15名，朝考第1等第41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并非“编修”。
［4］李客（1830—1894），又名慈铭，号越缦，清末文学家，浙江绍兴人，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他从20岁开始写日记，前后坚持35年，这些日记被辑为《越缦堂日记》，达24本之多，其中保存了清末许多珍贵史料。
［5］应为浙江乡试。
［6］乃为绍兴的马、顾、陈、孔、章五个亲友子弟及其子周伯宜代为谋面关说，并非为“苏州的绅士某君”。
［7］许寿裳在《鲁迅的生活》（见许著《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文中曾谈到此事，而其所编的《鲁迅先生年谱》并未谈及。［8］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曾谈到此事：“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种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
［9］周椒生时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汉文教员兼管轮堂监督。
［10］即鲁迅叔父周伯升（1882—1918），又名凤生，为鲁迅祖父的姨太太章氏所生，12岁时随鲁迅祖父从北京回绍兴，1897年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1904年毕业后，一直在海军工作。1918年在宁病故，享年37岁。
［11］蒋观云（1866—1929），名智由，字心斋，号观云，又号因明之，浙江诸暨人。1902年前后赴日本游历，曾任《浙江潮》编辑。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与他颇有往来。
［12］蒋伯器（1882—1931），即蒋尊簋，蒋观云之子，浙江诸暨人。早年肄业于浙江求是书院，后留学日本与鲁迅相识。1905年加入光复会，同年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历任浙江陆军第一标统以及广东新军协统等职。辛亥革命爆发时，驱走总督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袁世凯称帝时，在浙起兵响应蔡锷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1928年任蒋介石总司令部高等顾问，上海政治分会主席等职。
［13］鲁迅在日本时，曾同许寿裳、陶冶公等人一起，跟一位俄国女人学过俄文。据陶冶公先生回忆，这位女人名叫玛利亚·孔特夫人。当时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惨遭失败，这位女人在日本便倍受歧视，后因经济困难，以教俄文度日。
［14］陈公侠（1883—1950），名仪，浙江绍兴人，爱国民主人士。在日本时与鲁迅接触颇多，辛亥革命时曾为光复会骨干。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哭鲁迅先生（1）
孙伏园
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的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县［2］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点钟，我被零碎事情缠绕得还没有看当天的北平报，多承堵述初［3］兄跑来告我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没有做一点工作，心头想的，口头说的，无非鲁迅先生。我没有哭。我本来不敏感，后来学镇定，最后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觉得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我回忆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4］。那一年是宣统三年［5］，我十八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6］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老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看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