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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找到一位家庭教师，独自一点一滴坚持 学西班牙语。不久开始写小说，时间绝对不够了，也 就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在我一个人扛着背囊在墨 西哥旅行时，那一点点基础性的西班牙语还真帮了 不少忙。说来也是理所当然——至少比一无所知好 得多。
这六年间，我有近五年是离开日本住在外国。就是说，我自行置身于不用外语就活不·下去的环境之中。所以，现在这么说我也认为有些荒唐，不过坦率地说，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恐怕不是学外语的料。
想起来，时间长短固然有别，但迄今为止自己学了好多种外语。初中高中当然是英语，在大学学了德语，从大学出来后跟精通法语的朋友学了法语。学法语和学西班牙语时一样，是因为翻译英文小说时若无常识性知识会遇到很大困难。老实说，由于还没去过法国，法语不曾讲过，只是读。希腊语是因为要旅居希腊，所以在日本参加了一所大学的讲座，学了很长一段时间。意大利语是随便自学的，但由于在意大利住了不少日子，购物、饮食、问路都可以做到。土耳其语是去土耳其旅行前跟老师集中学了一个来月。每种语言学习的时候我都觉得蛮快乐的，而且当时以为自己大概适合学外语。
可现在回头想来，觉得那大约是一种自以为是。我在性格上倾向上决不适合学外语，年纪越大，这种“不适合”就越在自己身上变得明显起来。近来再次认识到自己不行了，再不能动真格学外语了，或者不如说自己身上存在的学外语优先顺序正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一步步下滑。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舍不得腾出时间用于外语学习。年轻时候时间任凭多少都有，也有学习未知语言的热忱。其中有求知方面的好奇心，有要征服什么的亢奋，有对于新型交流的期待，甚至有一种智力游戏之感。然而四十过后，渐渐算计起了有效岁月此后还有多少，觉得较之盲目地死记硬背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动词变化，不如做些对自己更有迫切性的事情。而一旦意识到这点，外语学习就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了。若是不怎么玩命也能像吸入空气那样三两下就掌握一门外语的天才倒也罢了（如此人物我周围就实有几个），而像我这样不花力气就什么也掌握不了的人年纪大了就相当痛苦。何况，就算能用几种外语与人沟通，说到底我这个人可以传达给别人的事项恐怕也是很有限的。
第一篇切身感受
这是我在这次学西班牙语过程中的切身感受。 精神无论如何也集中不到语言学习上面来。尽管没 糟糕到查克那个程度，可脑筋硬是转不到学习方面。 过去没这种情况，再有事也能聚精会神地琢磨句型、 背单词和校正发音，而如今这些已无从谈起。年纪 大了致使求知注意力的绝对量减少这一原因当然是 有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极其单纯的时间总量不足。 简言之，即“不能贪多求全了”。我说的优先顺序就 是这个意思。
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两年多，加上十年来始终翻 译英文小说，因此一定程度的英语会话当然是可以 的。不过老实说来，用英语和别人交谈我还相当不 擅长。说日语我都不很如意，越说越觉得心情沉甸 甸的，说英语也是同样。所以，很少产生积极使用英 语说话的愿望。而这样的人不用说英语口语能力是 很难提高的。
人们常说日本人对于讲不好外语过于感到羞 耻，由此导致语言学不发达。不过我倒没怎么感到 羞耻，词儿卡壳也好，语法出错也好，发音不准也好，毕竟是外语，一定程度上是奈何不得的事。只是我心里想，不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日语流畅而生动地表达出来的人，即使再热心学外语，也是不可能用那种语言谈笑风生的。这属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倾向问题，不是想改就能一下子改掉的，一如唱不好日语歌的人也不可能忽然间用英语一层歌喉。
况且我所在的是大学里的东方语系，教职员也 好学生也好全都一口流利日语，比我讲的什么英语 流利得多，而且他们也想练日语，于是我也不知不觉 用日语讲了起来。结果，我的英语口语水平愈发提 高不了。相比之下，在经济专业和哲学专业的人因 为每天不得不用英语，一年时间就能讲得令人刮目 相看。
最近，因为要同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我细细读了 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有很多地方感同身受。 简单说采，故事讲的是战后不久，主人公英语教师伊 佐尽管对讲英语深感无奈，却又陷入不得不去参观 美国学校、不得不在那里使用英语的窘境，说可怜也 可怜，说滑稽也滑稽。其实讲外语这个活计或多或 少都含有“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的成分，我 虽说没有伊佐那么大的压力，但拼命讲英语的时间 里，总会倏然冒出“何苦找这麻烦”的念头。每次被 商店的女孩大声反问“What”，或去汽车修理厂面对 着半大老头汗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明故障情况（闪 光式方向指示灯叫什么来着？），我都觉得自己真是 窝囊。走在街上听到五六岁的美国娃娃都讲一口流 畅漂亮的英语，我不时为之愕然：娃娃都能讲这么好 的英语！想来也是理所当然，不必一一愕然，但偏偏 有这样的一闪之念。其实，本来我就是以自己的意 志离开日本的，所以谁都怨恨不得。
前几天应邀去住在纽约的作家梅亚莉·莫里斯 家里用晚餐。梅亚莉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专 业教了一年创作课，在那里认识的。普林斯顿大学 的英文专业有着乔伊斯·卡洛尔·欧茨、托尼·莫 里森、拉塞尔·班克斯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我对他们 每每诚惶诚恐，不敢接近。顺便说一句，托尼·莫里 森是以在普林斯顿大学拿最高薪水而闻名的，没亲 眼见过明细表，无法断言，听说是这样。每两星期有 一次创作课老师的午餐会，我也被邀请了几次，但终 究门槛高，令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这么说或 许不大合适——梅亚莉和我年纪相仿，性格也爽快，又有斋藤英治这个共同的熟人（他译过几篇梅亚莉的作品），交往起来比较轻松。我们的代理人也相同。我去墨西哥旅行的时候，正好把她的《没有申报品》这本有趣的墨西哥游记带在身上读——书被翻译过来了，日语名忘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以亲密交往起来了。
梅亚莉住在布鲁克莱因安静地段的低层公寓， 保罗·奥斯特夫妇就住在附近，加上从曼哈顿赶来 莫纳·辛普森夫妇，那天晚餐相当热闹。可遗憾的 是，这样一来我就几乎跟不上交谈速度了。一对一 交谈倒还勉强应付得来，但若四五个人像机关枪速 射一般舌来唇去，仅听其大意便已累得够呛。交谈 本身固然妙趣横生，然而全神贯注听上两个多小时， 神经难免松懈疲劳。而神经一旦松懈，注意力随即 下降，我嘴里的英语也无法顺利吐出。我又不是 Urtaman，整个处在了“电池耗尽”状态。大凡用外 语交谈过的人，大致都体验过这种“电池耗尽”症的 滋味吧。
但不管怎么说，能见到保罗·奥斯特还是叫人 愉快的。以前我就想入非非，以为奥斯特可能是个 相当高明的乐器演奏家，于是问道：“你的文章不论 结构—亡还是时间上都让人感觉出十足的音乐性，使 我想起优秀演奏家的风格……”
他笑着摇头：“遗憾的是我不会弹乐器，尽管时 不时按一下家里的钢琴。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 确。我的小说是边设想作曲边写的，心想若是能灵 巧地弹奏乐器该有多妙啊！”如此看来，我没打中也 没打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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