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倭耪危捎玫氖锹砜怂贾饕宓目蒲Х椒ǎ哂胁挥鍪拥睦芳壑岛拖质狄庖濉Ｈ欢谥谢嗣窆埠凸闪⒑螅耸槿幢皇吒螅负跷艘磐锶嗄曛谩Ｊ撬锢鲜υ谑旰平俸蟛痪茫�1979年）即撰文介绍此书，并于一九八○年主持再版此书，还专门写了《再版序言》。此序与此书的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在时间与事实的检验中，日显其真理的价值和光芒。
孙老师是王亚南的弟子。他不仅继承了其师桀骜不驯的野马精神，更继承并推进了他的未竟之业。他在一九八○年写道：“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任务有：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人民……”从孙老师的文字中，我感到一种少见的真诚、如实与平和，一种超越、切实与清晰。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结识他。第一次见面的询问就是：对于官僚政治的研究，您是否有新的创见和推进？
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在我们相识后不久，他就将这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书稿郑重地让我看。看后，我的承诺是：收入一套正在出版的民主研究丛书，一字不改地尽快出版。孙老师是信任我的。可是，我却说了不算，此书稿最后因故未能出版。一九八九年，在孙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将书稿送还他。这使我既惋惜又歉疚：承诺之事，终成空言；真品问世，不知何时。
再与孙老师相见，已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八九年过去了，我们却毫无生疏之感，仍然是一见如故，仍然是坦诚相谈，而且似乎更心领神会了。最先询问的，还是那本专著的命运如何。得知它仍旧尘封，令我真是无话可说。所幸已有孙老师《历史的踌躇》和《干校心踪》出版，真让我为他高兴。读后，不仅使我对孙老师由信仰支持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考精神更为钦佩，也对他思想的价值更加看重。我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孙老师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于是建议先对《干校心踪》（诗配画）有所介绍，并答应负责在杂志上刊出。现在想来，我真不该一谈再谈，又作出这样毫无兑现能力的承诺。由于这本书是孙老师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用水彩风景画和诗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记录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纯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反抗现实的特殊心态和方式，若非既了解和理解孙老师的为人和思想，又懂得美术、诗歌的人，是难以写出一篇如实的介绍文字的。
万般无奈中，我向孙老师提出一个不情之请，由他自己撰文将《干校心踪》一书介绍给读者。初稿很快写就，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孙老师拿给我看，征求意见，最后成为现在收入其文集的那篇文章——《心灵和自然的对话》，署名：韦弦。记得当时我曾问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笔名，后来，话岔过去，竟没有机会再问。谁又能想到，此文竟成了孙老师最后的绝笔之作，也成了阻碍我在他病中探望他的缘由。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从他家取走此稿的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准备了一席饭。一条大鱼是他早上特意去买来的。直到他端锅炒菜时，看见他手直发抖，我才忽然感到，孙老师的身体竟是那样的虚弱。我一下子自责起来，为什么只是聊纸上的东西，却很少关心过老人家的身体，而这次又让他如此劳神辛苦……然而，孙老师对我的抱歉却不以为然，连说没有关系。席间，他还颇有兴致地与我对饮了一点葡萄酒。突然，孙老师离席坐到沙发上，感到很不舒服。我真的慌了，情急中，施展出所谓的气功本事。所幸，孙老师渐渐恢复了常态。回家后，我整夜无法安眠。想打电话询问，又怕打扰老师休息；不打，又担心不测之事发生。好不容易挨到早晨，打过去电话，听孙老师说没事，我才放了心。
然而，谁能想到，此后，老师就住了院。我去看过他一次，当时尚未确诊。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永久的分别。就在这时候，我得知，我约他写的，已经发排的那篇《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又因故未能刊出。此刻心中的歉疚之情，甚至是负罪之感难以言表。我几次打电话给孙老师的夫人，希望能去再看望孙老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孙老师在病中数次询问那篇文章登出来没有。她不愿我再见到孙老师，怕我为难，更怕孙老师失望……对此，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为老师祈祷，为他祝愿……最后看到孙老师，是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一个人就这样心愿未了地离开了人间，而我们，想为他做些什么，却如此地无能为力……每忆至此，我的泪水总是不禁而下，一种无法言说的人间悲苦充满心中，永难释怀。
后来，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在一九九八年第四期上，刊出了《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其时，我写了如下的文字：我还能再说什么？除了感谢《同舟共进》的同行们。孙老师的主张和思想不应埋没，因为这一切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的。他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启迪和激励我们，去推进对官僚政治的研究，去消除社会中相关的弊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对孙老师最好的纪念就在于确立自主的信仰和保持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度人度己不二的人生态度去做应做之事。
二
作文至此，想说又该说的，似乎也都说了。其实，我也很想对孙老师的官僚政治的学术思想议论几句，因为我确认其价值。不过，就我的学识而言，我还难以对其作出更如实的评价，再说，此书是孙老师的文集，并非是对书的评论集。就此而言，我想，以上关于其专著和文章难以问世的叙述还是需要和适宜的。
不过，我知道，对于是否应指明《心灵与自然的对话》的作者，就是孙老师自己，是有不同看法的。我理解，提出者是为孙老师好。我几次要撰文写明此事，也是怕有损孙老师而作罢。既然如此，此文为何又直言点破，我想就此作些说明。一则，此文是我心声的自然流露，如我隐去此事不说，就很难自圆其说与孙老师永别前的来往。我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相信孙老师也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不知道孙老师是否愿意我指明“韦弦”是他的笔名，但是，我相信，他决不忌讳别人知道。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同意撰文介绍自己的作品，自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文采用“韦弦”的笔名，更是他的权利。然而，说明此事，我却认为是我自己的责任。孙老师在时，说不说明，与我无关，孙老师已经走了，我就不能不说。不说明，我总觉得是对孙老师的不尊重，是对他曾让我发表此文的不负责。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文章的署名不是装饰，而是要表明作品属于谁，否则，说一句既是玩笑又不是玩笑的话，此篇文章的稿费，谁来拿？
二则，孙老师的绝笔之作竟是以“韦弦”署名，自己评介自己的作品。此事或许纯属偶然，我却以为其中亦含有某种必然性，是值得思考的。
我以为《孙越生文集》的主要内容和重心就是对官僚政治的论述。除去诗集《干校心踪》不论，按时间顺序排，大约第一篇应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序言》（写于1980年7月）到最后一篇《心灵和自然的对话》（写于1997年8月），大部分文字，或者是对官僚政治的直接论述，或者是多少有所涉及。
所谓官僚就是古代国家的官儿，就是现代组成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纵观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民的存在是自然的，官的出现是必然的。就人而言，官是国家组成的主要部分，运作的基本因素。在古代，除了官，还有皇帝，其余就是民。在现代，除了官，就是民。就此而言，我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官当好他的官，民作好他的民，这个社会就一定会